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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将布克哈特及其稍后的赫伊津哈（Huizinga）、瓦尔伯格（Warburg）等人的经典著作，归入文化史研究的“经典时期”。这些作品的出现，显然是为了反对庸俗化了的兰克主义史学，特别是那种对于“琐碎史实”的无偏差迷恋。其特点即是对于精英文化的关注，只有杰出的艺术、哲学、科学作品，才会成为文化史的最终关怀。而二十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则构成了对此“范式”的巨大冲击。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看来，文化史学者们对于经济基础的全面忽视，使得其研究只是建立在“黑格尔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而他们对于文化内部“阶级性”的失焦，则更应被斥为“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执行者”。与之相反，马克斯·韦伯则力图告诉人们“文化是有超越性的”：它并非经济的附属物，而是一种处于经济和社会之上的、与之相互影响的存在。 从两位Marx的理论出发，历史研究开始渐渐转向所谓的“新史学”。老派的实证史学被视作“对事实的拜物教”而被摒弃，取而代之的则是社会科学理论全面介入下的“对理论的拜物教”。一方面，随着社会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专门史学科的兴起，文化史丧失了许多原有阵地；另一方面，“人民”、“大众”、“民间”的“发现”和被挖掘，亦使得文化史研究的视界豁然开阔。而此时所面临的学科难题是，我们的理论在哪里？《蒙塔尤》（1975年）的出现，即代表了伯克所称的“历史人类学时期”（1960-1990）之典范：将微观的、自下而上的、人类学的视角，全面地引入文化史。事实上，将这一时期称作“理论化时期”也许更为合适，文化史不仅收获人类学，也收获了哈贝马斯、福柯、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地理学的方法。《蒙塔尤》出版之前，出版商一度担心，这样一本描述法国南部小村落中农民、工匠、小贩的日常生活的书，是否会有人关注。出乎意料的是，《蒙塔尤》在法国就卖出了几十万册！而在随后的八十年代，另一本描述十六世纪法国乡村一则冒名案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983），甚至被同期搬上大荧幕，成为经典电影。 在《历史是什么》（1961年）一书中，E. H. Carr曾经自信且自豪地宣称：“随着历史学越社会学化，社会学亦会越历史学化。”但是一方面，史家们发现，完全以社会科学方法来进行的、分析式的研究非但不能解决“历史的破碎化”，毋宁说其本身就是帮凶；另一方面，福柯等对于社会科学和客观性的否思，也促使史家们开始坦然接受，“历史”只是一种为了趋近事实而对事实进行的想象。海登·怀特于《元史学》（Metahistory，或可译为《历史形式学》）一书中已经证明，不管史家自己是否承认，叙事总是无处不在地伴随着“历史实在”的呈现；特别地，如果将历史的主要职能定义为“对已逝过去的重新解释”，那么“解释”与“叙述”就必是相辅相成的。陈寅恪谓“清代经学盛故而史学衰”，正意于此。而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界所呼吁的“叙事的回归”，不正是对于文化史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叙事传统和布克哈特之“直觉史学”的重新肯定吗？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一本小书中，作者还多次提到了李约瑟、艾尔曼等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比如从伊沛霞《内闱》一书中，作者就捕捉到了唐宋变革中男性特征的转变——从武士气质转向了士大夫气质，而这恰恰暗合于傅乐成所论之“复杂进取”的唐型文化与“单纯内敛”的宋型文化。在伯克身上，我们可以窥见那种乐观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每种文化都各有优劣、互可补充，并不存在某一个独秀于人类历史之中的文化；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汉族沙文主义”，其实都是文化研究领域里最难对付的天敌！在此意义之上，“社会进化论”才有其正确性：正如物种的演进需要以自身丰富的基因库作为基础一样，人类命运的前途亦是基于多元文化的并行发展。 如果逆溯中国人所撰写的文化史，那么似应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26年）为始。书名所取“文化”之意，犹于古义为近：即泛指“文治教化”，以典章制度为核心，宗教、艺术、社会、风俗无不包涵，而绝不言及具体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在《自序》中，柳氏自言指归为：“一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毫无疑问，后一点更是作者的志趣。所谓“吾民独造之真际”，即“中国人所独创的特质”，用作者自己的话，就是不断询问“中国文化之异于印欧者何在？”柳氏孜孜以求的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Chineseness（“中国性”，或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以此来洞观当时的民国学界，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于Chineseness的文化追求，无疑是当时“全盘西化”声浪的下一种广泛的、反弹性的风气。著有“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华化考》（1923年）的陈垣、“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的王国维、“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的陈寅恪，他们之所以转而关注汉地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正是着眼于此。恰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正是“国学”兴起之时：所谓的国学，不正是一方面保留了无法划入近代学科体系的文史不分之学，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强烈的文化史意趣吗？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基本都设有“中国文化史”这一门公共课，可惜的是，1949年以后就都猝然消失了。人们开始逐渐接受那种教条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两分观念：假如将人类社会的存在比喻为一头巨大的鲸鱼的话，那么“上层建筑”只是鲸鱼偶尔浮上水面所喷出的水雾，而隶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则只能算作水雾折射出的稍许光彩。这种观念的直接后果，就是1952年开始的、“以苏为师”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所有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直接被予以撤除，即便是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的“文化地理”，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学问”严加取缔。历史学虽然未被消灭，也不得不长期“蜗居”于“影射史学”之中，文化史研究当然也无从谈起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曾经著有《中国文化史导论》的钱穆，仍然于海隅“顽固地”标举“中国文化史”一帜，钱氏弟子亦多引以为师式。待至大陆走出文化的荒漠时代，出于对之前的“反动”，举国上下又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热”：钱穆、余英时等海外学者忽然间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新儒家”的著作更是一时洛阳纸贵，中西文化比较的旧饭也又一次被重炒。借此之机，大陆各种文化相关学科也得以迅速复苏，并渐渐赶上西方的步伐。而当“文化热”被诡谲地扑灭后，人们才终于发现，唯有抛却“救亡心态”而回归理性的文化研究，才能够真正地为自身的文化“续命”；而至关重要的一点教谕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文化的压倒性支配地位。故而，余英时、朱维铮等先生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就值得我们引之以为对中国文化下一步思考的基石。■ 延伸阅读 ●《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瑞士]布克哈特著，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