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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思考如何因应时代的要求，通过文化建设，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建构一个有意义的文化空间。对中国民族民间信仰的认识常常因为它们是“宗教”或者不是“宗教”而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从实践的角度，试图保持某种宗教的“纯洁性”，而拒绝承认“混合形态”，会给外来宗教留下活动的空间。其结果是，外来宗教以其“正宗”身份“整肃”已经民俗化了的混合性宗教，并追求“纯洁性”，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出于各种原因，宗教与非宗教的两分性的观念对我们认识的影响很大，米尔顿·英格在《宗教的科学研究》中提出，真正的科学家更倾向于把世界看作一个流动的连续统一体，定义只是起着划分作用的标志。宗教亦非宗教，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我们必须承认，从谁都可以选择任何标准这一点来看，存在着某些边缘性的宗教模式。 一方面，宗教与非宗教的对立并非都有“好”、“坏”之分，也并非总是存在“高级”与“低级”的区别。另一方面，宗教与非宗教的界限也不是十分鲜明的，更多的是混合的形态，依赖于复杂的客观条件，经常变化。 我们在对云南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中，观察到了具有原生型宗教与基督教混合的文化特征的、“入乡随俗”的基督教信仰群体。在对西双版纳州的特殊穆斯林族群的观察中，看到了坚守信仰、入乡顺俗的“帕西傣”。两个案例都在表明一种宗教的特点，即所有的宗教传统，都试图在其所理想与生活的社会秩序之间寻找一种相适应的平衡。当宗教为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理想境界的时候，也都具有鼓励它的信仰者朝向社会尚未实现的理想目标行动的机制，于是，形成了理想状态与宗教所认可的集体行为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意味着我们不能将不同宗教文化看成有分界的实体，也不能单单看重这些实体间的差别。虽然，传统上把不同文化和空间看成独立的容器，但宗教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可能就发生在不同文化空间的并置、变化和联系之中，以及相对立的文化景观的相互混合之中。反过来，也提示我们应该研究文化间的区分是如何建立的，而这些区分又是如何掩盖了文化间的相似之处，以及文化间物质的和符号的相互关联。 我们的认识和观念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即我们的观察立场可以限制我们能够看到的世界景观，进一步，还可能影响现实的制度安排。我们通过对多元宗教相互依存于民族共同体中特点的研究，不仅能够为认识宗教现象提供新鲜的例证，也能够对各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探寻出我国多民族聚居区社会发展的模式。 所以，在对民族信仰多年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民族冲突频繁的世界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族群共存状态所提供的经验值得珍视。没有这些不同民族的声音，我们难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宗教状态。我们希望通过民族宗教学学科的建设，把这些经验体系化、理论化，提供给世界，使我们眼中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本文原载《中国宗教》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