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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模式的概念，主要是就某一族群中可以实证的文化风尚、个性、特质及其所反映的民族精神的趋向性而言的，在不同族群的文化之间，这种趋向性是不尽相同的。文化模式并不是把不同群族的文化予以有限类型的归类，进而将它们再相互对立起来。就是说，根据文化模式理论，对汉藏文化模式所作的上述梳理，只是一种相对性甚强的存在，不言而喻，就不同文化模式的终极价值而言，也是相对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相互间不能替代。 把汉藏民族的文化模式，分别理解为现世主义的与来世主义的，这并不意味着在汉民族中就没有来世观念，或在藏民族中就没有现世生活；而只是因为对汉藏民族中的普通或传统人生的价值秩序与导向，的确可以大致有如此的归纳。在藏族社会中，今生现世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为了来世的存在和过程。实际上，佛教在与本教的斗争中，也多少宽容地把现世的部分时空，留给了本教诸神。也许，我们可以从本、佛的消长互渗中，去进一步体会藏民族人生中现世与来世的关系。 由汉藏民族文化模式的相互对照，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汉民族的传统人生相对地重视世俗与物质的追求，而藏民族的传统人生则相对地重视神圣与精神的追求。初步地明确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不同，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发现构成汉藏民族之间深层交流的某些障碍，对于汉藏民族在现代化的趋势下，所面临的不尽相同的文化涵化与变迁过程，我们也有可能由此获致较具深度的某些理解。我想还应补充的是，对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初步认识，还需要经过实证的田野研究，同时根据方法论的要求，还必须有若干必要的限定，例如应该历史地看待藏民族文化模式的形成，同时还应暂且忽视藏文化中不同地域性的意义等等。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为我找出许多支持我的上述看法的素材；我也知道，作家根据她亲身的采访和长期对藏地文化的钻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与我相似或接近的观点。 查古村的尊珠旺姆老人曾说过的那句俗话，即“一生的幸福也是幸福，一时的幸福也是幸福”；还有朝圣老人桑秋多吉的虔诚自白：早起到山上捡牛粪，够烧一天就行，余下的时间就应该磕头念佛，因为今生我们虽然有吃、有穿、有用，但死时带不走，只有求菩萨保佑才能升到极乐世界……所有这些，都的确可以反映出普通藏胞的典型性格及其人生态度，即心平气和，淡泊于现世人生。 直贡堤寺(属噶举派)为活人灵魂举行的“抛哇”即灵魂转移仪式，是在现世预支来世的一种宗教承诺。听听那个震撼我们心灵的“朝圣部落”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白，无一不是为了来世。作家多次为我们讲述的那种苦修与自我幽闭的“人生风景”，不仅是由于对来世的恐惧，还由于对现世的厌倦与失望以及来世有美丽可以期待。渗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学，视今生前世为不免罪孽，惟来世尚可指望；对今世的留恋，是一种足以影响到来生的危险，因此，人们可义无返顾地面对、甚至选择死亡。无常虚空、苦难沉重，现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评价，尤其是来自藏传佛教的评价，总是消极的，甚至是终极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来世主义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禁扼腕担心：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地并不存在呢!我们这位汉族女作家甚至大胆地、：假如没有来世，现世不就亏了? 说到来世，就必须涉及到转世论与灵魂现。正像马丽华女士所说的那样，西藏人对于灵魂的安排，不仅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启发，我甚至想，从灵魂观与来世观的差异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汉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远比藏民族发达；藏民族的亲族血缘观念以及姓氏与香火意识何以远较汉民族为淡漠；汉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结构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许多问题。因为在藏民族那里，父母只是我们的今世父母而已，灵魂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无数的人乃至动物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能做过或将要做许多人们或动物的父母。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体验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们还必须对汉藏民族之间时间(历史)与空间(世界)观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关注。要知道，汉藏民族的思维时空，常常并不在同一维度之上。 即使在“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试图以汉民族的现世主义，去评价或取代藏民族的来世主义。试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人口压力，哪一样不与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世主义相关?没有来世对我们劝善戒恶，不也正是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们连来世都不恐惧，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亲手在现世就毁灭了这个我们的子孙亦有权利享受的地球?何况，根据藏民族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我们在来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过，马丽华女士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虽然像来世主义者尚不能证明来世的真实存在一样，她也不能证明来世的虚妄。可有一点，作家也许是说对了：即使来世是存在的，现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 我想，我们在现世的生存，还有发展，如果不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