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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和龙泽所说的，正是董秀玉所想的。尽管一百多年中日历史进程差别巨大，但文化方面的共同点是明显的———都属于汉字文化圈;都笼罩在西方阴影之下;都意欲重拾文化尊严，建立文化自主性。双方一拍即合。 双方达成了共识，加藤和龙泽又找到了韩国出版界，话题一摊开，又是立即得到响应。 日方穿针引线，沟通了三四次之后，2005年9月，东亚出版人会议第一次大会在东京召开，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界人士会聚一堂，讨论了出版信息互通、东亚共同出版、设立比欧洲更为宽松的著作权基准等问题。会上提出了“东亚读书共同体”这个概念，此后每年两次会议，“东亚读书共同体”不断被阐述充实。 在刚结束的第9次会议上，韩国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林荧泽在题为“东亚知识交流史回顾”的主题演讲中说，由于西方列强的介入，东亚文明曾一度失去或歪曲自我意识，由此产生了以反目、对立、混乱、斗争为基调的“隔阂的东亚”。林教授以心理学为方法论考察东亚近代思潮，他认为，近代东亚之所以将“现代化”盲目等同于“西方化”，原因在于没有克服掉“中国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只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替身而已。林荧泽谈到了四百多年前的韩国学者姜沆，此人以俘虏身份踏上日本土地，亲人被杀曾使姜沆觉得日本人都是“人面兽心”的动物，但在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的驱动下，姜沆对日本国民的最终结论是“岂好死喜杀，特法令驱之而”，“一以圣训从事，则扶桑一域未必不为东周”。 龙泽武则以中国明末类书《三才图会》与日本18世纪类书《倭汉三才图会》、韩国19世纪类书《林园经济志》之间的借鉴关系证明“东亚读书共同体”的历史存在。上海理工大学出版与传播研究所所长陈达凯认为，东亚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历史鸿沟，出版人率先行动起来重建东亚文化，值得寄予厚望。 “东亚版权交易其实不算少，比如日本动漫、韩剧，大都是时尚类产品，人文、学术图书交流很少。日本的人文书我们还出了一些，韩国书基本没有。我们的邻国是如何从逆境中崛起的，他们如何看待当今世界，这些都是我提出这套人文书籍的动力。”董秀玉说。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替换了《八十年代访谈录》 “东亚100册”创意提出之后，各方就开始书目筛选。原则上只选文学以外的人文、社会、艺术书籍;时间方面，中国大陆是二战后到现在，韩日大致是1960年代至今。 韩国的26册书目率先见报，选谁不选谁的争议随之开始。中国的书目是否也将引发争议?董秀玉早有心理准备:“为了确定书目，韩国方面10位学者开了3次会，最终结果毕竟只代表评选者的眼光，不可能全民投票，没有太离谱就够了。”董秀玉的专家班底由8位学者组成，通过会议、电话和邮件反复协商，先确定作者，再选代表作。 陈寅恪是当然人选，最初入选的代表作是《柳如是别传》。后来考虑到太难翻译，就改成了《寒柳堂集》。钱锺书最初入选的是《宋诗选注》，后来有学者提出这本书是注释而不是原创，就替换为《谈艺录》。书单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变化———董秀玉有意力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因为这本书能使读者对纷繁复杂的八十年代中国产生概貌性的了解。但有人提出，《八十年代访谈录》并非学术书籍，作者也不是顶级学者，所以换成了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有着明显的断裂。有幸入选的新时期学术著作有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陈来的《东亚儒学九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大陆和港台，人文水乳交融，无法分割。最后商定的办法是，第一版书在哪里发表，就算哪里的书籍。比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主要流通和讨论都在台湾，但其最早出版在香港，所以就归于香港名下。同样，沈从文一直生活在大陆，但其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一版出自香港，所以也入了香港书目。台湾上榜的15本书，新儒家蔚为大观———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余英时与黄仁宇等人甚至没有在台湾长住的经历，但他们的作品在台湾出版、传播、开花结果，所以也入选了台湾书目。与大陆一样，台湾也有意选择了一些年轻学人的著作，比如周婉窈的《台湾历史图说》畅销10万册，因此得以入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