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鲁惟一著，王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35.00元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教授的《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Han China, 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一书其实可以当做一部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汉代思想史论著来读：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所讨论的话题是汉代思想史论著中一般都要讨论的。 在读此书时，我们很容易会联想起主题类似或相关的另外几种中文论著，比如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和儒生》（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时题为《汉代学术史略》，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重版时改此名，又有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李泽厚的《秦汉思想简议》（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又收入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和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修订第3版）。顾书指出，汉代人的思想世界是由儒家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两条主线交织而成；李文认为，秦汉思想是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尤其以用阴阳五行来建构宇宙论为特色；金书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儒家经学哲学是汉代思想的主体。 在此书中，鲁惟一教授为我们描述了汉代人在面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各种问题时所怀有的四种心态：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权威主义和理性主义，亦即道家、儒家、法家和王充所代表的立场（第一章）。我们看到，汉代人好奇而又小心翼翼地关注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的秩序（第四章）、宇宙和天的形状（第五章）、大地及其生物（第六章）以及它们的周期性变化（第七章），把各种变化视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的征兆和奇迹（第八章），认为可以采用占卜和巫术之类的手段发现和利用这些变化（第九、十章）；汉代人从实践和观念两个方面探索并确立了皇帝和政府的职能（第十三、十四章），强调用法律、礼乐和经典来引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个人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第十五、十六章）；汉代人还信仰来生和各种神灵（第二、三章），并试图通过各种礼仪活动与之沟通（第十一、十二章）……应当说，汉代人的思想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但其基本结构大致不出上述四种心态或立场。 在文风上，此书与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似乎更为接近：两位作者把汉代人的思想世界及其来龙去脉条分缕析、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娓娓道来，尤其是在涉及某些重要人物或事件——比如汉武帝及其求仙和祭祀活动（参见顾书第五章和此书第十、十二章）——时，作者俨然是在向读者讲述一个个仿佛令人身临其境的有趣故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顾书本来就是其授课讲义（参见顾书序）；而鲁惟一教授写作此书，则是试图从总体上呈现秦汉时期的宗教和知识背景，尤其是“为非专业的读者们描述秦汉时期的文化氛围”（原序）。 当然，作者的学术素养才是造就如此明白晓畅之文风的根本原因。鲁惟一教授自求学时期即钻研中国历史，尤其是汉代历史，已撰有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论著，其中如《汉代行政记录》（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reprinted London：RoutledgeCurzon，2002；于振波、车今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及其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Early Chinese Texts:a Bibliographical Guide，Berkeley：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and the In stitute of East AsianS 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李学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合编《剑桥中国秦汉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I: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也是中国学者了解较多的名著。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学术积淀，他在探讨汉代思想史的众多论题时才会显得那么游刃有余、轻松自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