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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单介绍了清末民国年间常州地区刻印宝卷的情况后，提出以下问题供讨论 ： 1、从上面的“简表”可以看出，常州地区刻印的宝卷，从刻印时间来看，道光年间(1821-1850)2种，咸丰年间(1851-1861)1种;同治年间(1862-1875)1种，光绪至宣统年间(1875-1911)25种，民国后1种(以上数目不包括重版刊印)。其中，虽有民间书坊刊印宝卷的记载(第1、29种)，但它们刊印的宝卷都没有留存。主要的刊印者是有民间教团背景的善书局，特别是培本堂和乐善堂。它们刻印的宝卷最早是光绪二年(1876)的《真修宝卷》和《惜榖宝卷》，最晚是民国十六年(1927)的《修真宝卷》，共计22种，约占总数的3/4;其中10种又是两家同时刻印，可以推定它们可能是一家，用了不同的名义。[6] 2、上文提及，清道光以后，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江浙地区许多有民间教团背景的经房、善书局和其它民间人士大量刻印出版宝卷。刊印者数十家(包括个人捐资出版)，出版宝卷较多的有杭州的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上海的翼化堂善书局，苏州的玛瑙经房、得见斋书庄，南京的一得斋书庄等，它们刊印宝卷的内容，与常州刊印的宝卷相同。它们之间也有密切地联系，比如，据《真修宝卷》编者阳湖刘暎华“序”，这部宝卷是道光十二年(1832)春常州府武进县陈青云等人捐资刊板，“孟冬”竣工，自然刊于常州，但本卷现存最早的刊本是题为道光十二年(1832)杭州玛瑙经房刊本，卷首载刘序。则玛瑙经房或借板刷印，或翻刻，仍载刘序。又如，光绪十六年(1890)常州乐善堂刻《珍珠塔宝卷》，同年另有杭州玛瑙经房(或“慧空经房”)的刊本，板存杭省下城头巷景文斋刻字铺，它们的版式相同。民国十一年(1922)后，曾有人将苏州玛瑙经房、得见斋，上海翼化堂善书坊，杭州慧空经房及常州宝善书庄等不同时期刻印的宝卷27种的板片集中修补，重新刷印[7]，也可说明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3、常州及江、浙、沪各地经房、善书局清末和民国初年出版的宝卷都是木刻线装本，总数约二百余种。这些刻本宝卷刻印都比同期民间书坊刊印的唱本精致，开本、版式与同期的一般线装古籍相同。这样的刊本，刻印成本很高。但它们出版的目的不是为盈利，有的是赠送，有的声明仅收印刷工本费，大部分宝卷的编写者不署名，或署道号。其中整理的民间宝卷，文通字顺，民间抄传本中的错别字都作了改正，整理者都不署名。[8] 4、清代道光(1821-1850)以后，延续数千年的宗法社会制度和帝王专制的政权形式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末日。帝国主义的炮舰也趁机打开中国的大门。在社会动乱面前，统治集团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行动。吴方言区民间宣卷和宝卷在太平天国同清政府惨烈的战争之后的大发展，只是一个方面。这一时期常州及江浙其它地区大量刊印的宝卷民间教派，可以确认者有长生教、大乘教、先天道及其衍生的教派等。这些民间教派的布道者，一般都采取温顺的面目，同清政府和士绅阶层配合，参与重振宗法社会秩序的活动，以求得合法的存在。它们刻印的宝卷，卷首往往会加上一面“皇帝万万岁”龙牌，或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宝卷的内容，一方面曲折地宣传本教派的教义和修持方式，以扩大本教派的影响;同时又极力宣扬儒家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倡导“劝善”，宣扬“因果”，以求得士绅阶层和清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它们刻印的宝卷不属于民间宝卷的范围，但同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历史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比如长生陈众喜编的《众喜宝卷》(又名《众喜粗言》)，极力宣扬三教合一而以儒为根，鼓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并为清政府歌功颂德。卷四“念佛宣卷”极力倡言“宣卷”的好处： 我今不说念佛好，再听宣卷好十分： 佛言宣卷为第一，能超六道并四生。 天神闻卷降祥瑞，地神听卷灭灾星; 灶司听卷恶奏善，家堂听卷报安宁; 世人听卷向善道，鳞禽听卷转为人; 饿鬼听卷免饥渴，冤魂听卷得超升; 恶人听卷回心转，善人听卷早修行; 呆人听卷生智慧，邪人听卷做正经; 男人听卷能修道，女人听卷守闺门; 大人听卷训儿女，小人听卷孝双亲。 一家听卷一家善，一人听卷信一人， 一国听卷一国正，天下听卷天下宁， 所以宣卷功第一，代天行化圣贤心。[9] 这部宝卷道光三十年(1850)初刊后，在吴方言区同治以后，曾一再公开刊印，流传很广，对吴方言区民间宣卷的发展应有推动作用。 如果将这一时期民间教团刻印的宝卷的内容和传播，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上作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将对这一时期江浙地区民间社会历史的研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这样的研究，前人没有做过。笔者将这一问题，提供给有兴趣的朋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