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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今天还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辑的。 宇文所安：那我可没办法，我觉得人们应该学会接受不确定性。以前人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他真的写了的话，那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啊，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呀。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研究需要讲证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诗经》是不是孔子所知道的《诗经》？有证据说明这其中是有问题的。当《毛诗》形成的时候，会说明一共有多少章，每一章有多少字，可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注明？他们在试图让文本稳定下来，因为其他人的版本可能会多出几章或是使用不同的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孔夫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倒是觉得我很坚持孔子的教诲。我不会说孔子编了《诗经》，我会说我不知道。 那么可以这样说吗，中国学者更喜欢确定的东西？ 宇文所安：是的，而且这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会随时代而转变。在现代，因为文学成为了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国家支持国学教育。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对于孩子、年轻人来说，通过历史文化教育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感，你需要一种确定的东西，一种正确答案。我经常想，小学生在学校会问一些问题，老师们会说：别这样说，应该是怎样怎样。但小学生问的往往是最棒的问题。 那您觉得一部不稳定的文学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容易接受吗？ 宇文所安：肯定会有中国学者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但有的观点我想大部分人会同意，比如很多学者如今都意识到了断代文学史的问题。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断代已经成了文学史内部的一种真实，北宋早期还是很像唐代，然而进入北宋中期后，人们慢慢开始问：宋代文学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已经在用一种断代的思维思考自己的位置了，唐代人可不会这样想。在宋以后，“断代文学史”（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已经成为人们思考过去和当下写作的方式了。我不想批评这种观念，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真实，而现在人的思维也同样是历史真实。从这种角度看，我不用承担这样的历史，所以我更自由些。 文学史叙述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倒果为因，从结果追溯原因继而形成一种一脉相承的叙述脉络，而忽略了其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当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说这“毫无用处”，使我们失去了单一的视角，得到的是不断变化的多重视角。说得极端些，等于是从根本上质疑了文学史的合理性。那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您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 宇文所安：有很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方法是，你知道自己在讲述一条线索、一条脉络，但这其中也有变化的技巧。如果我翻开自己写的文学史，也就是中唐部分，会有韩愈、孟郊、李贺、白居易、元稹等等，我会说这些是革命派，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京城的精英都在写律诗，并且仍旧是大历年间的风格。接着又出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诗歌价值判断体系：公元804年有个日本和尚空海来到长安，他编了《文镜秘府论》，也买了一些书带回日本，他对天皇说，长安所有的作家都喜欢王昌龄的《诗格》，这是很令人惊奇的。他还献给天皇一册初唐诗人刘希夷的诗集，我不知道804年的长安谁会看刘希夷的诗集，但的确有这样的群体存在。很有趣的是，在敦煌写本中刘希夷的诗很常见，所以他的作品可能在比较低的阶层中流传。随便从文学史中抽出一年，你就可以讲出很多故事，能让文学史中程式化的线性叙述变得复杂起来。你能看到很多互相竞争的力量，就能知道韩愈在与谁斗争，你能从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群干巴巴的人物之间看到活力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到一个鲜活的世界，其中有不同类型的写作。这样做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无论如何，你不能重复已经有的写法。 具体到诗歌领域，很多中国学者的表达是感受型的，似乎被称为“鉴赏”更合适，而不是研究。 宇文所安：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主要看你的读者是谁。我翻译诗歌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同的读者，鉴赏类的文字就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这样做很方便，就是说大家爱听的话。当然还有更有趣的写法，你当然可以说一首诗“很妙”，这一点没错，但为什么它很妙，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而要讨论为什么大家会说它妙，那就更复杂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