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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苦难与挫折的国家，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通常都会有对舶来文化的过度引用和对本土文化的过度舍弃，此后又会由文化自卑转为表象上的“文化自傲”。中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75岁高龄的当代民俗学家刘魁立不无慨叹地告诉记者……在探讨什么样的住宅形式更适合中国时，刘魁立认为，中国的住宅无论从形制还是文化方面，也曾经一度陷入过这种文化自卑性——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成风，盲目崇拜欧风美雨。因此，在当前很有必要探讨中国住宅的国民性问题，重振业已偏离的住宅文化核心价值观。 在细节上体现民族性 中国房地产报：据你所知，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某一时期住宅的建制、文化习俗相对统一的现象？在历史上某个朝代，是否出现过所谓的“国宅”形式？ 刘魁立：过去确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我们的住宅建造体制当中，礼制相当严格：盖房子应该用多少根柱子，用什么颜色，礼制都有很明确的规定，且皇帝、士大夫和百姓阶层各有不同，不能僭越。 总体而言，整个中华民族是有自己鲜明的建筑风格与特点的。这些风格和特点也各有其现实依据，它首先是由自然条件本身所决定的。比如南方草多，因而草房就多；南方气候潮湿，因而就诞生了干栏式建筑；再比如少数民族地区，以彝族为例，因为牲畜很宝贵，于是就在人居住的楼下面建有牲口棚。所有这些，都可视为是根据自然条件确定的民族风格。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筑往往在细节上体现民族性。这些细节诸如象征符号、户型朝向、风水，等等。这些在欧美的住宅文化中并不是很讲究，但在中国却格外被重视，这里面体现了非物质的文化居住观念。 中国房地产报：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有许多被后来固定沿袭的符号，比如飞檐斗拱、立柱回廊，为什么这些惯用的符号和建制有些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有些会得保存？是什么决定了它们的生命力？ 刘魁立：有时候是人们的“需要”在起作用。这种“需要”，也就是我们对于社会进程的一种适应。这种适应常常会改变原来的一些习俗惯制，在一种新的价值观支配下，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这和服饰的演变是一个道理：当长袖子阻碍我们的生产劳动时，短袖子的衣服就问世了。建筑也一样，比如在南方风雨较多的沿海地区，建筑材料较少，于是就有人干脆用蛤蜊壳做墙面；再比如西藏阳光特别强烈，窗户就要做得很窄很小。这种变化无非是源于人们对自然不断认知和不断适应的过程。 此外，住宅形制变化的原因里面，也有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风水，风水在某个层面上是一种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厨房应该在东面，厕所应该在西面，都是价值观的体现。从另外一个层面说，如果建筑元素是观念性的体现，则它也会根据自然的变迁做出调整。 比房子更可贵的是情感 中国房地产报：当今建筑界有一种极端的追求是千城一面、方方正正的住宅“标准化”，您认为这是否是对“正统”全面、彻底的消解？ 刘魁立：这里面包括两方面内容。以街道为例，它是由房屋两侧组成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第一个功能是供人行走。它还有没有别的功能？比如说，它还是人们交际的场所，是人们聚会的地方；它还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包括物本身的和物外的，比如说毛主席曾在这里做过讲演，孙中山曾在这里住过等等。这些历史信息的记录，直接关联着我们的情感。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常常把居住区的情感记录功能丢掉了。标准化的洋房没法承载人们的情感，这正是保留国民传统之于建筑的意义。包括建筑式样、象征体系和旧的街道，我们保留一些传统在建筑里面，可贵的不光是房子，更是情感。 中国房地产报：“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富康安逸”这句话代表了一定时期人们对理想居住形态的向往，即所谓“以人为本”的人居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日益多元的价值观背景下，我们该怎样坚守这一传统的人居命题？ 刘魁立：正像这句话所说的，住宅存在与不存在的意义，都取决于人。人赋予建筑生命，因而必须把建筑人性化，使其沾染人性的光辉。没有人，空谈住宅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在的问题是，房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商品交易这种属性，贴上了身份、地位、财产等各种标签，这与传统的住宅价值观念是背离的。所以我认为，当前有关住宅问题的核心价值观亟待重建，并不是外来的、新搬的就都是好的，我们需要对过去传统观念重新审视。 中国房地产报：你如何理解当前探讨住宅国民性、民族性问题的必要性？ 刘魁立：这是有必要的。因为目前我们往往把洋房看成是唯一的选择。过去的房子充其量是两三层小楼，现在人口剧增了，在有限的土地上怎么让大家都有房住？当然要向空中要空间，于是就学习欧美国家生产“方方正正的火柴盒”，一层层把人叠起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我们能不能在这不得已的选择上再保留一些东西？能否在住宅的居住功能之外，再兼顾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现今的房子找不到贴春联的地方，多年的邻居也没机会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住宅设计的一个失败。这种设计使我们进入了“情感的荒野”，这个时候就需要从业者好好考虑问题，找出一个方案。 中国房地产报：但现在存在一个怪圈儿，就是强调传统特色的住宅区往往沦为少部分人的特权或专属，以至于传统和特色并不能在普遍意义上回归现实。 刘魁立：确实如此。我曾经调研过北京宣武区某小区的四合院改造。改造后房价上千万，从前的居民没能力再回迁了，新住进去的都是山西煤老板和“老外”，但他们壁垒森严，整天像防贼一样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四合院了，传统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已经荡然无存，你看见的只是一个空壳，是建筑的木乃伊。 在上海也是这样，中间内环是英语区，外面是普通话区，郊区才说上海话。这样一种状况说明什么？说明在人类大迁徙的过程中，人群的变化实际上消解了原有的社会和谐。因此我觉得，应该重建居住和谐——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房子问题，而是怎么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传统文化的情感和谐。如果我们把居住的房子看成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财富、地位的象征，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当前住宅价值观亟待匡正 中国房地产报：你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修复，在你看来，中国的住宅未来会越来越国际化，还是会越来越回归传统、回归民族特色？ 刘魁立：也许我的想法太乐观，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假定说原来有很多庙，突然有一天我们觉得厌恶它，就纷纷拆掉了，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又忽然发现，这个庙是我们需要的。这里的需要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需要，而是新的层面、即情感上的需要——它可以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可以鼓舞内心的力量等等。这个时候，它的重建就有了意义和可能。并且在重建过程中，显然它要比过去更为精致，有更多改进。这种情况目前已经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回归传统。我总认为历史是有“自匡力”的，会不断地匡正自己。 中国房地产报：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在城市化浪潮中，传统住宅文化该如何取舍？我们能做什么？ 刘魁立：我觉得应该在价值观的重建方面着力。民族性这些东西都是价值观范畴的，既然它不是完全功利的、实效的，而是完全是出自于我们的好恶，那么就可以在价值观方面多做引导，让更多人视自己民族传统为骄傲。只有这样，才会逐渐匡正我们在住宅文化上曾经偏颇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报：中国的住宅产业目前正在追寻标准化、产业化路径。中国最有实力的房地产企业最想干的事，是在工厂里拼装房子，像生产汽车一样流水线作业。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你有什么看法？ 刘魁立：我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在于，它的理念有待商榷。我们刚才谈到“宅因人而立”，这项产业实践也必须以人为本，是否真正切合人类的物质精神需要。 另外，个性化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如果不追求个性化，我们是不是会变成机器人？我们建造的城市是不是会变成流水线的城市、纸上画的城市？这个理念需要与时俱进。 (来源： 中国房地产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