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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十次学术年会在湖北襄樊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荆楚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会议得到襄樊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开得非常成功。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荆楚文化学者发表了很好的学术论文，和他们相识也是我学术经历中值得纪念和回忆的事。本书的编者胡中才、杨顺适两位先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认识并使我获得很多关于荆楚文化的教益。 荆楚地区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和中原文化齐名的地域文化。这一文化的历史渊源很古老。“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于是远自商代开始，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诗经·商颂·殷武》篇就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的记载。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荆楚历史和文化的源远流长。 在中国文化中，荆楚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它涵盖的地域很广，内涵极其丰富。一般说到荆楚文化，我们脑海中必会出现屈原及其“离骚”，但这仅仅限于文学，实际上楚文化在建筑、青铜、髹漆、手工艺、天文学、文学、历法、哲学等方面都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考古发现的辉煌的楚文化遗存就是证明。如果将楚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种形态，这两种文化无疑都是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至今还流传在荆楚地区的民俗文化(即俗文化)无疑是古代楚文化的遗留和发展，它同样展现着地域特色，折射出历史的光芒。 在这次会议的间隙，我们有幸参观了襄樊的文物古迹。三国文化的古隆中遗址，米氏祠，襄樊古城遗址，还专程到南漳考察了“端公舞”、“沮漳巫音”。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使与会的学者大开视野，深深感到人杰地灵的荆楚地区至今还是风采照人。特别是在与胡中才先生交谈中，我们得知当地流传着一种十分古老的民俗——阳锣鼓和阴锣鼓。这种朴实的口头传承，是生活和信仰的结晶。他还为我们播放了现场录像，让我们体验阳锣鼓和阴锣鼓表演的场景。这次胡先生还送给我一本由他编辑的《荆山打锣鼓歌》，书的封面上特意注明“不可传阅”，足见其治学的严谨。这本锣鼓歌收入的锣鼓词作品只有70余首，大多是初次整理的作品，可见当时胡先生、杨先生对荆山阳锣鼓和阴锣鼓的流传情况及其内容还只是初步了解，还没来得及深入考察，所以不好示人。在交谈中，我建议他们再次深入民间，对两种锣鼓词及其表现形式作深入考察。时隔三年，胡先生来信说，他和杨顺适、李素娥合作，经过三年实地考察、采录，将荆山阳锣鼓和阴锣鼓的传承，以文本的形式完成，编辑成《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准备出版。得到这一消息，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于使将要濒危失传的民间文化得到抢救。面对两部著作的书稿，想起在襄樊的经历和友谊，觉得这两种锣鼓词的采录、编辑、出版给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民间文化的抢救必须建立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之上。 湖北荆山一带的人们有着十分奇特的风俗习惯，有些习俗既不同于汉民族的习俗，也不同于少数民族的习俗。比如，“阳锣鼓”、“阴锣鼓”，特别是“阴锣鼓”、“打锣钹”、“斩财门”、“巫音”等，都是这里特有的习俗，是至今仍在流行的一种古老文化，亟待抢救和发掘。 俗文化与雅文化相比，是一种弱势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传承方式极不稳定，“人亡歌息”的现象经常发生。要保存这种文化，田野采风是唯一的办法。它既可以文字记录、又可以录音、录像和摄影，当然最可靠的办法是使这种文化得到活态保存。胡中才先生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亲自深入民间，多次访问歌手，将口头传承变做文本写定。而李素娥教授的参与，又使文本写定增加了音乐成分，将曲谱与歌词结合起来，使文本成为可以吟唱的活形态，也是田野作业中十分可取的做法;如果再衍生一下，将阳锣鼓与阴锣鼓的考察形成一部考察报告，对政府指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能起到参考作用。 第二、关于阳锣鼓、阴锣鼓文本的辑录。 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文化，一种习俗。这种文化产生在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氛围之中。荆山阳锣鼓产生于生产劳动过程中，这种形式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过，民俗学界和音乐学界常常将其称为“薅草锣鼓”，也有叫“垦荒锣鼓”、“薅草歌”。这种文学的和音乐的歌唱形式，一般是在开荒种田时击鼓而歌，即兴演唱，是田间劳作时的一种娱乐形式。它的歌词内容非常丰富，题材大都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天文地理、婚姻爱情、生活知识、道德伦理等，当然也包含了农业生产知识。目的是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提高劳动效率。在荆山地区和阳锣鼓相对的是阴锣鼓。阴锣鼓主要是在丧葬仪式上唱的丧歌、孝歌，这是荆山丧葬文化的一大特色。此类歌配合丧葬仪式，起到超度亡灵的效果。其中的奉孝歌，属于伦理歌。劝孝、敬孝，因人而异，择歌而讴，是阴锣鼓的主要内容。为了将阳锣鼓和阴锣鼓的内容和形式充分表现出来，记录和编辑过程中不得不对歌词内容进行取舍。在这一方面，编者是动了脑筋的。正如编者在两书的“后记”中所说的，“本着全面地、历史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只要其主要内容有进步意义，原则上予以收录。若主要内容不雅，副作用太大的没有收录，如《十八摸》一类歌词。”我理解编者的用意。但是用“全面的、历史的、一分为二”、“进步意义”、“内容不雅，副作用太大”等词语指导编辑工作，未免过分担忧。过去我们也曾用“精华与糟粕”、“封建与迷信”区别作品的得失好坏，但结果往往相反，使许多有价值的作品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消失。因为精华与糟粕是极其模糊的概念，不具有操作性。无论是阳锣鼓还是阴锣鼓歌词中都有描写情爱的歌段，传承人之所以这样唱，听众又愿意听，自有它的道理。其中的心理原因是复杂的，也许这类歌正是农村性教育的特殊形式。就如我们现在在电视、电影中见到了穿着“比基尼”和泳装的女郎，无需大惊小怪。如果全面的、历史的看问题，保留像《十八摸》一类的唱词，作存真处理也是应该的。其实《十八摸》不仅荆山有，全国各地都有流行，没见摸出什么名堂来。这样看来，《十八摸》现象倒是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当然这可能是学理上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的资料，但作为普通读物，我还是赞成编者的意见。 第三、关于阳锣鼓和阴锣鼓的发掘、保护。 胡中才、杨顺适、李素娥三位先生合作对《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的采录、编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从历史和现实多角度地对采录对象特别是这一锣鼓形式的历史源流、社会功能、演唱程序、传承特征、音乐特色等做了全面考证，认为荆山地区这种特殊习俗的产生，源远流长，它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楚迁移荆山并在荆山建都，先后有长达4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古楚迁都于荆州纪南城和宜城楚皇城，也都在荆南、荆东的山下，楚国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荆山一直是楚腹地。楚人将夏文化与荆山地区的蛮文化、荆南巴文化融合一起，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楚文化，影响了中国南方文化千余年，其中有许多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文化。《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两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荆楚文化，特别是荆楚民俗，有着重要的意义。 荆山地区的“阳锣鼓”、“阴锣鼓”、“打锣钹”、“斩财门”、“巫音”等，都是很有生命力的楚文化，都具有渊源上的古老性、程式上的稳定性、音乐上的传承性、组曲上的灵活性、风格上的地方性等。这些都是古楚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我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掘，充分地利用，让它们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 当然这种发现、采录工作还仅仅是开始，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关于阳锣鼓和阴锣鼓的传承，特别是对传承人的扶持、保护，应该提上日程。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重中之重。我相信本书的编者在采录过程中已经为传承人建立了档案，理顺了传承谱系。荆山是山区，许多地方还保持着原有的农业耕作方式，只要有这种环境存在，阳锣鼓不会消失它的响声;荆山人是极重伦理的，丧葬仪式也会少不了歌手的身影。这就是民俗文化传承的生态环境，应该得到强有力的保护。 《荆山阳锣鼓》和《荆山阴锣鼓》的出版，有效地抢救了两个重要的民间文化品种，使这一带的不少文化遗产得到了发掘和保护，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欣悉这一研究得到了襄樊学院的支持，学院计划出版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一系列“荆楚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丛书”。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我希望更多的学者能站出来，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不懈的努力。 很遗憾不能亲临荆山采风问俗，只能以感想式的文字寄托我对曾经造访过的荆山的感激，是为序。 2009年国庆、中秋双节 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