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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力作．  刘绪义的新著《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我已读了好几遍了，作者坚持以严格的历史性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源流作发生学透视的创新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绪义没有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教科书的框囿，在人们习焉而不察地按照儒、墨、道、法等各家来梳理先秦思想时，产生了需要从发生学的角度来重新清理中国哲学和文化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并证成其基本结论：先秦诸子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统一整体，当时有“儒”而没有儒家，有道论而没有道家，有名学而没有名家，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六家”或“十家”的学派划分是汉人为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方便起见而进行的学术分类，并不能真切地反映诸子出现时的生存境遇和“争鸣”中的相互关系。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如果从源头上就存在着观念上的误区，那么必然要影响到对其后世发展轨迹的清理特别是整体上的规律性认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涉及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了。 作者认为，按照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学术文化自然演进的规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百子争鸣，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自觉的学派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诸子皆儒”，不过这个“儒”并不是后来所说的儒家，而是一种以“相礼”为职业的术士即传授礼乐文化的知识分子。诸子“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他们从各自的生存处境出发对天下的思考，虽仅“得一察焉”，但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早期传统，形成一前后承接而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家群体。 在对先秦诸子作了这样一番“正名”工作之后，作者认为不能按照后来形成的学派观念，采取由后向前倒推回溯的方法来整理先秦诸子的思想，因为“一种思想学说或者一种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固然有着它根底上的原因，但是它的产生与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逐渐发生与发展到最后生成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改变一种思想学说的面貌甚至精神，那么如果仅仅依据此后形成的思想学说的面貌去作回溯性的分析，很有可能走岔了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周易》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从这场讨论中得出来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结论就是：必须“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特别是要精心保护古代哲学的“生动性、新颖性、素朴性和历史的完整性”;“对于过去的哲学，我们只应归给它那些直接给予我们的材料”，而不能“把我们(后人)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重温这一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怎样按照“严格的历史性”原则，不是从后来形成的学派观念出发，而是从“直接给予我们的材料”出发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呢?作者试图运用发生学的原理和方法，从思想发展的源头入手，依其自然萌芽、分化和形成的历史作用力，顺流而下，疏通每一个重要的逻辑环节，在相互联系中建立起先秦诸子的纵横坐标体系。具体说来，作者详细考察了先秦诸子与前诸子时代的巫史、礼乐传统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天人、性命、道德、礼法等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基本看法，力图从结构生成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思想作一整体观照，从而确立本书的基本结论，并将诸子之学得以发生成立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人的“文化自觉”。应该说，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同时也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学术探索工作。我们知道，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研究不同于对知识结果的静态研究，也不同于在历史时间中绝对化的起源研究，它要求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把握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更加具有客观性并能体现出历史性。春秋战国时期长达五百多年，百家争鸣不可能如太史公“论六家要旨”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弄清楚先秦诸子多维度、多层面争鸣互动的历史生成过程显然比任何点、线、面的静态研究都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接受辩证历史观和系统整体观，现代倍受重视的新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等似乎也越来越支持作者的观点。 发生学研究必然是跨学科的研究。作者在以天人、性命、道德、礼法等问题为主线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时，并不是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哲学史问题，而是综合运用了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力图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核心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思想面貌。作者对中西有关前沿学术理论如文化人类学、思想考古学等均有所涵摄，故使这一古典研究亦能透显出某种现代气息。本书选做这一课题旨在厘清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和“流”，为正确把握民族精神、找准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提供历史的根据。作者关注前人和今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回避存在分歧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研究和讨论中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