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吕微
吕微 研究员
记者：目前，抢救、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很是普遍，据我理解，“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化”关系密切，您能谈谈“民间文化”这门学问或学科吗？
吕微：在我国现有的学科体制中，有“民间文学”学科，有“民俗学”学科，这是两门自诞生之日起就彼此相邻且彼此相融的学科。而“民间文化”则似乎是一个能够涵盖这两者的全称，尽管在我们目前的国家体制中并没有“民间文化”这门学问的正式位置。
“文化”已经是个极其含混的概念，“民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墨子·非命上》云：“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齐桓公微服以巡民间。”大概是最早出现在汉语文献中的“民间”说法。“民”在先秦汉语中与“盲”、“氓”音义相近，意思是说群盲或愚氓之众。
记者：可是到了“五四”，社会上的“愚民”观念开始有了一次大的转变。
吕微：是的，用胡适的话说，这是因为“五四”学者从学术上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几个根本见解”，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要成为社会主体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几个根本的见解、根本的理念之上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大师，曾用他们敏锐、深邃的思想和学术目光照亮了那个时代的发展方向，为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贡献了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专长。这是现代中国的幸事，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术骄傲。直到今天，那“几个根本见解”仍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行为。
当然，学术与社会并不总是处于正相关的关系当中，学术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令人痛心。当一种思想甚至学术理念终于成为了社会上或学界中的共识，也就有可能上升为话语的暴政。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过切肤之痛。但如今，这些昔日的辉煌连同所有的伤痛都已倏忽消散，藏匿于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记忆之中，我们似乎已经遗忘了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起源，换句话说，遗忘了这门学问最初的关怀和基本的问题。
就如同个体生命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人类整体生命的进化史，学术也是一个积累的成就。学术就像安徒生笔下的睡帽，谁戴上这顶睡帽，谁的学术梦想中就会再现他的前辈的所有眼泪和欢笑。前辈的成就将融入你的血液，你也将接过他们提出过的所有问题，他们的困惑你将再次体验，他们的答案你将重新检验———对此，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一辈年轻一代学人是否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让所有的学术的往日都在我们的梦想中重新过滤，让过滤过的往日成为引导我们前行的路标。
记者：您想表达的意思是：学科的基本问题制约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思考？
吕微：是的。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宿命：它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过时。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民？什么是民间？这个问题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潜伏了上千年了，自从有了“民”这个字，自从有了FOLK这个词，以及其他语言共同体所创造的意义相关的字词，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当然，问题以最明确的形式被提出来还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特别是当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将他们各自的“民”或FOLK等等相互移译、相互认同的时候，人们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普适的问题。当然，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间，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即使是相互认同的词汇）给予了这个问题的解答以不同的时、空侧重，于是在各国的学者之间开始了长时间的争论，而且至今也没有给出绝对一致的答案的可能。也许这是一个无解之题，也许这个无解之题的解决不是存在于最终的答案之中，而是存在于解题的过程本身。一些学者已经准备放弃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像“民”或FOLK这样的词汇本身就是旧社会的遗留物，我们只有拒绝使用这些词汇，我们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其实拒绝和放弃也还是一种对争论的介入）。而在学者们喋喋不休的同时———他们争论的许多具体问题有时已远离于学科基本问题的中心———窗外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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