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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 记者：你的历史学新著《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4月版），通过对明清以来庙会的研究，让读者看到一个很新鲜的民间社会。这样的研究很特别，有人说中国史是部帝王将相史，记载着王朝兴亡。但在此书中，几乎难以看到被过去的人认为是直接创造历史的显赫人物或历史巨变。 赵世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官修正史基本是帝王将相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史”，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而事实上，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应尝试从更多的角度、以更多样的方法复原和阐释历史。我一直主张“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尝试将研究视角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试着将立场移到民众一方，由此观察整个世界。 记：对民间社会，传统的历史研究一直是忽视的吗？ 赵：将目光从帝王将相转向基层生活，并非我们这一代的发明。上世纪初至30年代，学者关注点的这种转移已经开始，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50年代后相当一段时期，历史学再次演变为单一的“政治史”，以“重大”事件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代替了日常生活的历史，即使史学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史，那也已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残余，或是不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非设身处地地同情理解它；最近20年，对民众生活的研究重新成为热点，但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研究者只将社会史简单当作社会生活史，有的研究有意追求冷僻，甚至带有猎奇猎艳的味道。我一直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领域，而是全新的研究范式，可以重新解释过去那些有定论的东西。有必要将以往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掸去灰尘，重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应该意识到，普通民众没有掌握记录历史的权利，没有被赋予发出声音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活在历史中，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记忆。应该将这部分内容也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 记：中央电视台刚刚直播了埃及金字塔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西方考古学家原来只注意王者的历史，但近年来有重大改变，转向寻找与建造者有关的史料，从而有了新的发现。 赵：无论埃及的历史还是金字塔的历史，都不仅牵扯法老，还牵扯到数不清的工匠和普通人，牵扯到历史学家最希望了解的古埃及社会。要做到这一点，要破解那些千古谜团，比如：金字塔的建造者究竟是外星人还是人类，是奴隶还是市民，等等，就必须要找到建造者的痕迹，这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历史研究是一样的道理，“民间”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终点，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站，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 在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中重构历史 记：民间社会中可供选择的“历史意象”、可供切入的历史细节相当多，为何你选择庙会尤其是华北地区的庙会这种大众文化现象作为明清历史研究的切入点？ 赵：当我们审视地方志中的地图时，会发现除了衙署之外，标识最多、最醒目的就是当地的各个寺庙。寺庙构成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民间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社会史研究而言，庙会当然不是惟一的切入点，事实上切入点可以有许多，目前也出现了不少好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这个切入点应该具备理解区域社会的功能，有可能从中透视社会的深层内容，发现过去忽视的重大问题。我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刚开始做庙会研究时，我主要研究庙会作为集市的功能，但渐渐地，我发现，其作用绝不仅仅于此。今年六月我去了山西介休的一个村子，那里水的问题很突出。有一股泉水灌溉当地的大片土地，在泉水发源处的源神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从宋代到民国的几十块碑，记载了这里历时一千多年的历史。当地人怎么用水，如何为水争斗，政府与民间如何协调解决，当地的村落、水利组织及其首领，写得清清楚楚。寺庙在许多地方都是微社会的中心。 记：当地围绕水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于“正史”而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某区域上千年之久的一系列相关事件进行观照，就可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 赵：是的，选择一个历史事象，沿着一条线索，做长时段的研究，我认为很重要。传统历史注重的政治事件，大多转瞬即逝，改朝换代本身很快就完成了，新统治者还会尽力消除旧朝痕迹。但社会深层的东西，决不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水的问题，人们永远要喝水，与水相关的社会组织网络不会因政权的更迭发生根本变化，社会管理系统有个延续性，一些长时段的东西在整个社会中一直持续地起作用。就地域而言，整部中国史是由不同的区域史构成的，区域性、长时段的研究努力，有助于我们重构或者重新解释历史。 历史研究应以开放的姿态解决问题 记：转换研究视角的结果，会不会经常提供出有别于“正史”的不同版本？你书中那个东南沿海地区“太阳生日”集体记忆的个案研究非常有意思：崇祯皇帝的自缢日被民间作为“太阳生日”暗自祭祀，实际代表着民间对朱明王朝所象征的本土历史传统的怀念，代表着与清朝的对立。这样一种历史暗流的揭示和呈现，无疑与明清之际史事的官方版本存在根本差异。 赵：结果经常是不可预见的，也许研究结果正好与“正史”所提供的趋势和动向相吻合，也可能只是一些补充，当然，也有可能是“拔乱反正”。历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个需要解答的问题，每一个出发点都有一个指向。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设想，用材料证实自己的设想，也可能得出自己也感到意外的答案，所有研究都应符合史学规范，以史实为基础，这是前提。在此前提下，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学科界限”，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必拘泥断代、国别，可以借鉴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我目前正在研究的华北移民传说与历史的问题，会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些东西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结合起来，不仅使材料多样化，而且应该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过去历史研究多是这样的：先有了通史的框架，符合这一框架的东西往里装，不符合的就抛却。而这些被抛却的东西里面往往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位社会学研究生在调查一个村落时发现，过去写的村史是按照既定的“大叙事”或国家历史的框架，把几乎无关的事件往里面填装，而村民的历史记忆由于与那个“大历史”不相干，倒被从村史中排除。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我们的通史大多有这个毛病，设定一个大的时代特点，然后所有不同地方就都是这个特点，这从本质上说是反历史的。我们希望历史的解释更丰富多样，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更真实。 附：学者简介 赵世瑜，男，1959年出生，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博士学位。现任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民俗研究》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的民间文化史与民俗学史， 代表性论文： 《寺庙宫观与明清中西文化冲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该文获首届全国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96年第4期，英文转载见《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7年第3期。 《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代表性著作： 《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独立作者，22.5万字。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独立作者，25万字。获第五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年版）有书评和介绍。 《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一作者，20.5万字。获1993年晋版图书二等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