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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其中，文艺民俗学作为一个支学，一直有着某种主干性的地位。在这一支学的理论探索中，相对于歌谣学、神话学、故事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史诗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这里也有诸多的历史成因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我们当时的知识也有局限。过去，我们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是本国或者本民族的，多数主要是谈汉族的。汉族呢，就没有或没有完全相同于蒙古族或藏族《格萨（斯）尔王》那样的史诗。如果从广义上说汉族也有“史诗”，那就是比较后发现的民间叙事长诗，如《钟九闹漕》。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反抗官府压迫的，一个是爱情悲剧，产生时期比较晚近了。可以理解为比较后期的“史诗”，不是早期的那种“史诗”。这些作品同在西南史诗不一样的。西南史诗的发生比较早的，同宗教的关系密切。汉族叙事长诗的娱乐性、教育性更多，宗教性较少。 巴莫：在叙事长诗与史诗之间，还是要做出理论上的界定。有些西方学者谈论中国西南史诗往往忽略了，比如艾伯华在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一文中，将撒尼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与傣族叙事长诗《线秀》、《南鲸布》和《葫芦信》一同视为“史诗”进行了初步的评介，除了对长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出了质疑外，该文也将我们引向了叙事诗与史诗的在理论上怎样进行界定的思考。 钟老：以往研究史诗，主要是受西洋史诗理论的影响，比如以希腊史诗为“典型”，强调史诗一定要是民族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有战争的。那么，现在从中国很多的史诗来看，特别是西南民族的，就不一定。那里更多的是神话史诗、创世史诗。神话性的创世史诗只是一个部分，其次呢，就是一些主要叙述文化英雄的史诗。某一些早期的创造文化的人物，比如教人家造房子。也有一些战争中英雄，比如打到民族的敌人。但南方英雄史诗不限于战争，更主要的是文化创造英雄，有神话色彩。像造房子、发明农耕、创造两性制度等等。 巴莫：先生，中国史诗类型学的探讨很重要。在您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没有在学理上进行概念的界定或理论的表述。过去国外的学者大多将史诗定位于反映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英雄传说为主干、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的“英雄史诗”；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逐步发掘和整理出版，使“创世史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特定文学样式，也逐步得到了学界的承认，现在民间文艺学界大多将史诗划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别。近年来，随着西南各民族史诗文本的发掘和出版，中国史诗类型学的研究也有所拓展。学界大都注意到了一类“新”的史诗类型，即“迁徙史诗”的出现。对许多学者来说，“创世史诗”或“迁徙史诗”的提法已不陌生，但在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界定上，还没有进行过深细的讨论，也尚未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认同。 钟老：中国史诗的情况有其特殊性。编写《概论》时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应该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走过的历程已近50年，史诗文本大量的记录和出版，在资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理论研究方面则有些滞后。各民族的前人能创造那么伟大的史诗传统，如果我们不能说明它，不能作出相应的学术阐释，那就惭愧了，也对不起前贤的努力。 巴莫：研究范式也应该有所转换了。史诗类型的出现是否呈线性的发展呢？学者通常认为，西南史诗是在艺术发展不发达阶段上，由各民族先民在神话、传说、歌谣的基础上集体创作出来的一种规模宏大的“原始性”叙事长诗。我认为“原始性”的提法欠妥。史诗与人类早期的社会发展或民族、国家（地方政权）的形成、发展的历史相关联，因而被视为反映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发展进程的长篇叙事诗，具有神圣性。学界还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史诗产生的时代和所包纳的内容也反映出了不同类型的作品在形成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创世史诗的产生最早，其次是迁徙史诗，再者是英雄史诗。然而，在我们诺苏本土一个典型的口头叙事中，所有这些单元、要素可以组合或是交叉在一个表演之中的。比如从史诗《勒俄特依》而言，就不难看到史诗类型的发展是动态的，其间也有复合类型的共时存在，不完全是历时性的发展模式。在对西方英雄史诗“典律”的批判中形成的中国史诗类型范畴，只能说是部分地适用于解释彝族本土的口头传统。 钟老：英雄史诗作为大型的文学体裁，从萌芽到发展，到最后形成为比较成熟的形式，其间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而且各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不一，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形态也不完全相似，南北方的英雄史诗传统也不一样。北方以塑造征战英雄为主，南方以歌颂文化英雄为主。你认为呢？ 巴莫：您这里强调的“文化英雄”很重要，对我也很有启发。我突然想到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有关射日英雄“支嘎阿鲁”的叙事，在彝族英雄史诗《阿鲁举惹》、《支嘎阿鲁王》中也有复现。如果从“文化英雄”的视角来审视南方英雄史诗传统的特殊性，创世史诗中的“故事范型”为何出现在英雄史诗中，就有比较合理的文化阐释了。 传统的英雄史诗概念，大都以民族、国家（或地方政权）的形成和发展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传说为题材加工发展起来的叙事。这类史诗的主要特征是往往以一个或几个英雄人物的历史活动为中心，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叙述一个或几个英雄人物“奇才异能神勇”的功业。南方有这样的英雄史诗，如纳西族的《黑白之战》、《哈斯之战》，傣族的《兰嘎西贺》、《粘响》、《厘俸》，彝族的《支嘎阿鲁王》、《俄索折鲁王》、《铜鼓王》等作品。即使与北方“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相比，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也有明显的特殊性；再者与蒙古巴尔虎史诗、卫拉特史诗及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相较，西南民族英雄史诗也有其自身的地域色彩及民族文化个色；即使是在西南这一区域内中来观照以上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作品，也会发现各民族英雄史诗处于不同的发展层级，表现出不同形态特征，因而南方英雄史诗传统有其独特的文化传承。但有学者认为南方英雄史诗只能称为“英雄歌”或“雏形英雄史诗”，因为篇幅不够宏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