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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领地”是竞争的重要手段，反过来也会强化传承。这一扩大既可以发生在天桥以内，也可以跳出这个空间，比如进宫、参与堂会等等。岳永逸将其置于一个“城市生理学”的话语中去理解，其实不仅是城市有此“生理”特征，乡村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哪个农民不想当地主呢？在他们未曾登堂入室之前，天桥为他们提供了“大众化”即“流行化”（popularity）的空间，他们一旦火了，他们的名声从百姓口中传进了深宅大院，他们便有可能成为“御用”的，从书场里的个体户变成某大剧团的正式演员。事实上，当他们从集镇庙会的跑马卖解到进入北京城里的天桥，就已经经历了一个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转换，文化传承的环境从不稳定变为相对稳定，招牌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徽班进京也是如此，非如此，它永远不会成为“京剧”，而只是若干地方剧种，也不会有四大名旦，不会有“国粹”的美称，不会在天南海北根本没有欣赏土壤的地方也存在若干大剧团，作为传承的组织保障。 在过去的年代，当那些“乱弹”的角色变成了“同光十三绝”的时候，当那些撂地的被赏了黄马褂的时候，人们并不担心天桥或者类似地方的文化失了传，因为还有无数的后备军从丰沃的土壤中涌来，继续拜师学艺，在欢乐和痛苦的变奏中传承着文化。但现在这个土壤被铲除了，或者它只是被作为古董而被保护在博物馆里，文化便要失传了。新一代的“北漂”很像他们的先人，他们来寻找机会，他们也传承着另一种文化。因此，对于作为民俗学者的岳永逸来说，他不仅可以研究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且可以研究一种文化的失传，而后者，往往被我们这些人忘却了。 岳永逸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或民俗志，尽管他实际上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他的书写方式不完全是叙事性的，而是在叙事与理论思考之间跳跃。但无论是叙事还是理论分析，他显然投入了大量感情。一方面，有些论说未经充分实证，在自己编织的逻辑中担当角色；另一方面，他的目的又绝不仅停留在对一批人及其承载的文化的冷静述说上，他关注的似乎是人的自省，透过天桥街头艺人的兴衰，他痛心疾首于人对自身的异化，于是民俗学上升为哲学。 认识文化的传承也好，失传也好，应该都不是作为人文学的民俗学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透过这些去认识，去理解人类的本性。 岳永逸不是我的学生。他的老师刘铁梁教授与我同是钟敬文先生的弟子，因此他可算我的师侄，又是我四川的大同乡。我时常羡慕铁梁教授有这样的好学生，勤于思，敏于行；既从乡土入手，又熟悉最新的理论，因此年纪轻轻便在海内外发表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他们这一代人应该比我们这一代更有优势，唯一期望的是他们能够耐得住寂寞，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一直以历史研究为主业，本来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只是因为我曾拜在钟老门下攻读民俗学博士，承蒙岳永逸提供给我这样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使我不至于在这门学问上过于愧对先师，倒是需要特别感谢的。 最后不应忘了说一句，岳永逸的书稿杀青之时，恰逢他喜得贵子，真是双喜临门。正所谓：革命生产两不误，文化传承有香烛。 是为序。 2006年春写于展读5篇学位论文初稿4篇开题报告之际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