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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国维、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现代国学大师们聚焦於戏曲、歌谣、小说等等俗文学、俗文化，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其一，丰富了传统学术的物件与内涵，确立了国学的现代性价值诉求。传统学者对戏曲、小说、曲艺、说唱等并非毫无兴趣，但它们确乎又不为主流学术所重视。没有五四以后平民文艺观的强化、白话文学史观的凸显，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文艺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贯注，此类曾经的「边缘文体」之于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价值，不可能得到广泛认同。 其二，引入、融会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为一批现代学科的确立准备了条件。顾颉刚先生曾指出，「从前的学者」往往「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而重视民风、民俗、社情的调查与研究，则是许多现代学者极为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不但改变了传统学术的「精英趣味」和「案头导向」，也有助于破除传统学术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壁垒。 其三，冲击了传统学术的阶级偏见、民族偏见与地域偏见，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五四以后，一批重视俗文学、俗文化的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学术不能回避中华文化在时间、空间、民族和形式等维度上所表现出的多样性、差异性。如胡适于1923年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呼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希望将国学做成包括过去一切的「中国文化史。」 其实，不管是20世纪前期「整理国故」的争议，还是当代的「国学热」，都隐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即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民族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国学不仅仅是为了「延续中国的文脉」，更必须挺立于世界学术体系之中。因此，国学研究一方面固然要对过去曾经繁荣，如今已经式微的所谓「古学」乃至「绝学」，有所继承、有所发扬，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直面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并作出体现现代性价值的理解与阐释。没有王国维以来众多学者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现代视域，俗文学、俗文化不可能与「国学」结缘；而今日之国学，在以「传承文脉」为己任，关注「经史子集」的同时，如何拓展其学科视域，又如何更好地实现与当代生活、当代价值的会通，无疑也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及图片由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提供） (程芸：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