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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国学者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古今生活、思想中的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 古人都迷信，但古代旅人的迷信程度，较之安守在家的人，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研究古人的迷信，不可不研究古代旅人的迷信。因为古代旅人的迷信极具典型性，对于考见整个古代社会的迷信状况，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标本。 宗教学家、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曾对古代旅人的迷信做过精湛的研究，著有专书《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但这项研究很少有人知晓，这本书就更鲜为人知。 这本《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原计划写六章，但只写成第一章，题目是《行途遭逢的神奸（和毒恶生物）》。从题目看，这一章的内容显然是研究旅途上的神鬼精怪迷信的。虽然全书未能完成，但这一章的学术价值却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这一章被单独成书出版。但书名还是用《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此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1989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再版。 欲考见古代旅人的迷信，最大的障碍是材料太少。江绍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寻觅各种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材料。他认为，古代的“旅行指南”中，必包含有关于古代旅人迷信的各种信息。他觅得了商周青铜器上的一些与旅途有关的图像，认定其具有“旅行指南”的性质，又考出上古奇书《山海经》也具有“旅行指南”的性质。 他的认定颇具慧眼。那些青铜图像和《山海经》中的许多内容，确都与古代地理方物和古人的旅行见闻有关，是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因之也就可以从中考见古代旅人的迷信心理。图文中的那些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形象和文字，那些古怪可怖的神鬼精灵，实际上都是古代旅人对于旅途艰险的扭曲记忆和夸张叙述，是他们的迷信心理的产物。 关于青铜器上的与旅途有关的神鬼精怪图像，江绍原说：“行途的，或远近各方的毒恶生物和鬼神精怪，相传在很早的时代便不但有，而且有了大规模（包括多物与多地）的图画表现。”这就是说，古代旅人对于神鬼精怪的迷信，不但起源很早，而且曾经广泛地存在过，兴盛过。 据江绍原推测，古传说中的“夏鼎”上面，就可能画有这类图像。证据是《左传》所记的王孙满向楚子说的那些关于“夏鼎”的话：“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顺）；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对这段佶屈聱牙的关于夏鼎的文字，江绍原解说道：古人认为，进入川泽山林，必会碰到螭魅魍魉等鬼神精怪，而这些鬼神精怪的形状各不相同，不便记忆，便要画成图像，以供观览了解，供出入山林之用，于是“夏鼎”之类的器物上便铸上了这种图像。他又解释说，即使“夏鼎”未必真有其物，但《左传》所记的王孙满的话，“仍反映了史前和有史、文字前和有文字时代的人们，要求旅途神奸图或云图画式旅行指南之心。”这也就是说，关于“夏鼎”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古代旅人对于“旅行指南”的需求。 对于《山海经》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理由，江绍原从分析《山海经》所记的古神话、古异闻入手，将这些古神话异闻分成五大类：1、种种于人有害的动植物和其他神物；2、与风雨有关的山岳和神人；3、神灵的形状和祭祀神灵的方法；4、有利于人的动植物和异物；5、奇形怪状的异方之民。然后推断说，“此五项正是行人所不可不知，旅行指南所不可不载”的。据此，他认为《山海经》也是可以视作“旅行指南”的。作为“旅行指南”,《山海经》所记的那些神鬼精怪和毒恶生物，实际上都是著书者认为旅人在行途上可能会遇到的东西，著书者提醒旅人要特别注意和应付这些东西。 古代旅人的迷信，何以会比安守在家的人要严重得多？这源于古人对于旅途之艰险的至深恐惧。恐惧产生迷信，迷信造出鬼神。所谓“行途遭逢的神奸”就是这样产生的。古代，特别是上古，交通极为不便，旅途上艰险甚多，旅行环境极为恶劣，而旅人对于这种艰险环境的抗御能力又极弱，所以古代旅人便产生了极深的恐惧感，进而想象出各种神鬼精怪。对于古代旅途的艰险，江绍原描述道：“言语风尚族类异于我，故对我必怀有异心的人们而外，虫蛇虎豹、草木森林、深山幽谷、大河急流，暴风狂雨、烈日严霜、社坛丘墓、神鬼妖魔，亦莫不欺我远人。”除去“神鬼妖魔”,其他各种艰险确实都是旅途上经常会遇到的，而所谓“神鬼妖魔”,其实也正是旅途之艰险在古代旅人头脑中的一种扭曲、幻化的反映。《西游记》里所描写的那些妖魔鬼怪，其实也都是古代旅人因旅途险恶而生出的种种怪异想象。 或问，研究人类迷信史有何用处？一位法国学者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古今生活、思想中的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江绍原对于古代旅人迷信的研究，正具有这种破除迷信、解放迷信者心灵的作用。这是用科学来对付迷信。何以研究迷信便有助于破除迷信？道理很简单，就像猜谜语，谜面虽然总让人觉得不可捉摸，甚至有些神秘，而一旦谜底被猜（研究）出来，进而又弄清谜语是怎么造出来的，那种神秘感也就荡然无存了。（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