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lliam T. RoweCrimson Rain :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 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罗威廉教授可谓是一个多产作家，迄今为止共出版了四本专著，而且每本都是大部头。除了他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里程碑式的关于汉口的两部名著，2001年出版的《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2]，去年他的新著《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问世。罗开篇点题曰：1928年5月，这正是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不久，当地人称麻城突然下了一场红雨。对于麻城人来说，这场红雨预示着什么是很清楚的，因为这是国民党清共“血洗”的中心地带，在集体暴力的混战中，军民死伤甚多[1](1页)。这种暴力及其后果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新鲜，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历史。罗是一个社会史家(特别是城市史)，但他关于陈宏谋的研究则集中在官方精英思想和活动，这本书可以看出他从思想史向社会史的回归，重新把其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地方社会。 为什么要把麻城作为他研究的对象?罗解释说：“当我们把深受考验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放到更长的历史视野中，中国革命看起来会是多么地不同?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看，这个研究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1](2页)也就是说，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罗试图回答：为何中国某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较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他希望通过对一个县从元末到抗战爆发七个世纪间所进行的长时段考察，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并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 对暴力的研究是多年来西方学术界所重视的课题。1969年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R·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Jr]发表《中国共产运动成功的生态》，便提出：为什么在中国一些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使其在1949年最终取得政权?他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态与接受共产思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革命成功的区域多是党组织活动卓有成效的地方。但是霍夫海因茨也确认有若干地区是例外，在中国二千多个县中有八个属于此类，麻城及其临县黄安便是其中的两个(在1563年之前它们其实是一个县)，都位于将湖北和长江流域与华北平原分割开来的大别山地区，它们是“革命温床”，在这些地区革命发展迅猛。[3](73-77页)在此基础上，罗威廉选择麻城进行个案研究，试图分析在具体中国文化环境下暴力背后的深刻含义。虽然此次的研究对象是暴力，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一段沉重的经历，但罗威廉同时也指出：“在谴责暴力行为问题上，中国比其他许多文化传统更具力量，而且建立了一个人民和平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1](3页)显然，这与他前三部著作强调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因素、自治、和谐并不矛盾。 对暴力问题的研究首先涉及中国文化对暴力的认识。至少在20世纪之前，中国经典文献都反复强调了人们的和平相处，但是中国文化是怎样与暴力共存的呢?学者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可概括为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精英文化主流是反对暴力的;第二种认为暴力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武”就像“阴阳”一样是相辅相成的;第三种倾向于承认在中国精英和民众内部都存在对暴力认可的文化。以第三种而言，代表性的有田海[ter Haar]关于中国精英文化中不断变化着的暴力使用的论断。他定义暴力为“为求改变状态、境遇或事务而实际运用身体力量或以身体力量作威胁”。他还把暴力分为文化认可的和不认可的两种，但田海研究的是前一种(罗对这两种都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各种形式的暴力使用，曾是精英阶层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孔子便根本不反对暴力，在汉朝以后，尚武之风逐渐衰弱。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化排暴而崇文。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中国士人所希望看到的现实，仅仅是一种理念的构筑。事实上，中国精英为实现控制时，对使用暴力并不吝惜，虽然这种暴力的使用有日趋减少的趋势。[4](123-140页)罗威廉所持的是第三种取向，但与田海不同，罗既考察被正统承认的、也研究异端的暴力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