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点今年我所读过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如果要提出一位学者作为今年我心目中该学科领域的年度学者，我想他应该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教授查尔斯·蒂利。一是因为今年读了他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陈周旺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7月）和《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4月），与去年读过他的《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2月）以及其他著作相联系，眼前呈现出一条独特而深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路径；二是因为这位学者已于今年四月仙逝，抚卷思人，应该表示敬意。 蒂利在早期研究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时，同时研究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问题，他关于通过抗议性的集体行动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理论即在此时萌生。在看待社会抗议问题的传统的社会学路径之外，他敏锐地注意到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由此而开创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理论。“抗争政治”理论强调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另外，蒂利特别强调要重视研究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压制能力、国家的反应机制、国家政权中某些成员的立场变迁等等。在他的“抗争政治”理论映照下的民主化概念也是充满了协商与互动的色彩：民主化意味着政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平等关系”，意味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有约束力的协商，意味对少数人免遭侵害的保护。（《欧洲的抗争与民主》，第13页） 他的“抗争理论”极其扎实地建立在对文献与现实研究的基础上，而且是深深地跨越了地区与文化隔阂。正因如此，他才得以深刻地指出：“在抗争的形式、动力和后果上，都显示出深刻的民族性差异。”（同上，第6页）据一位译者介绍，他在课堂上曾以双膝跪下的姿势给美国学生演示在广场上的抗议者“跪谏”的情形：他要说明的是，具有独特文化涵义的“跪谏”形式是如何塑造和极化了社会抗议，它们经常被抗议者作为象征符号而利用。这可是很令闻者动容的啊！尤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为学者，蒂利对政治学研究的职业化和非政治化倾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裴宜理教授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蒂利和塔罗等人意识到这种倾向的弊病，因而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的新项目，强调了对“抗争性政治”和国家的重要性的研究。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书的结尾处，蒂利认为应该抵御通过起草宪法、推行选举等步骤来启动民主化的诱惑，而应该从分析当前政府的运作开始，思考各类集团的利益冲突与互动关系，“唯其如此，你才能开始合理地思考干预的问题”。（第245页）他的意图是让读者关注和研究“民主化和抗争政治之间微妙而关键的关系”，不管如何看待各种诱惑，他的目标都是“迈向广泛、平等、受保护的、有约束力的协商机制，步入民主进程”。（第246页）  与蒂利相类似，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12月）也是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十九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第12页）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 读美国学者维维安娜·泽利泽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王水雄等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11月），时而引发出令人痛苦与不安的感受和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很出色的学术著作，其论题之独特与分析之冷静与深刻，以及历史个案材料之丰富与引用之合理与翔实，均很突出。该书主要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探讨了在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具体探讨了诸如社会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变化、童工的雇佣问题、儿童的保险与死亡赔偿问题以及儿童的领养等一系列问题，而在这些探讨中实质上分析与研究的是社会学视角中的体现在儿童成长与社会之间关系中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互动、经济价值与人性及道德价值之间的互动。本书的最终目标是揭示出儿童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形成、从而形成独特的儿童生命价值的衡量模式；尤其深刻的是，作者揭示出这一转变过程出现的矛盾性尖锐冲突：偏重情感价值的发展趋势反而导致了儿童生命的货币化与商业化。但是，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和不安，是我在阅读中无法不联系到我们的、已经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儿童问题。从生命的神圣化到生命的合理价格补偿问题，中国的个案材料俯拾即是，但是我们的儿童社会学（sociology of childhood）——如果有的话，是否有过像泽利泽这样深切的关注与深刻的研究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