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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从清王朝康、雍、乾、嘉年代始，中央封建王朝继续对“西南夷”开发，中央王朝的势力扩大到今文山州、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德宏等边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汉族大量的迁入和参与开发，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新的生产耕作方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取代了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原有的粗陋工具和陈旧、单一的耕作方式、经营方式。这一切，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如西南部的普洱府之地，即包括今墨江以下至西双版纳州的澜沧江以东地带，“百数十年，风土人情，居然中土”。［27］汉族在这里“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而在西南部，汉族到达孟连土司境内，在阿佤山区（今沧源的班洪、班老等地方）、耿马山区开矿办厂，采银开荒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 最后是改土归流。清王朝为“清查土地，以增税赋”，取缔了土司制度，免除了土司对少数民族经济盘夺的中间环节，使各民族地区的赋税经地方流官之手直接汇集到户部，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经济管理方式。 2、“怙势纵横”与“聚党共谋”。在政治结构中，由于土司获得了对本地区民族的统治，掌握了处罚施刑、征丁派夫等生杀大权，成为雄霸一方的“土皇帝”。土司制度承袭，逐渐偏离了封建王朝的控制，政治不服统治，时时谋反，军事上不听调遣，拥兵自重。在土司辖区，王朝的“法令所不及也。”［28］土司虽供差发，派贡赋，但实为应付朝庭，私下“怙势纵横”，“私敛民财。”《圣武记·雍正西南改流记》载：“乌蒙土官，其钱粮不过三百余（指上缴给朝庭的），而取于下者百倍。”［29］封建王朝授于土司的权力，已经很少为王朝服务，成为土司建立庄园统治的“护身符”。 更有甚者，为了维护由于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处于摇摆中的土司政权，有的土司就利用手中的兵权聚众谋反，对抗中央封建王朝。他们常常杀流官、攻城邑、掠财粮、争领地，形成了地方民族统治阶级与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如乌蒙（今昭通）、芒部（今镇雄）彝族土司相互勾结，称霸边疆，甚至挟持流官做人质，公开抗拒“王命”。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的状况，终令清政府于1726年至1731年，掀起了实质上是以中央集权取代边疆土司政权的“改土归流”高潮。经过撤土官，设流官，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变奴隶主、封建领主专政为封建地主专政，摧毁了原始宗教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使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封建统治阶级与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正是由于政治结构中那些没有能参与耦合之功能的累积，并发生异化的结果。 3、精神结构中不能耦合的负功能。在对经济结构的关系中，精神结构的负功能首先表现为对时间的非生产浪费。佤族在一年的12个月中，几乎每个月都有占用生产劳动时间的宗教活动，“西盟佤族地区从事生产仅200天左右，其它时间均被原始宗教活动所占用。”［30］其次，这种负功能表现在对鬼神祭祀活动中的物质耗费上。在频繁的、大量的杀牲祭鬼仪式中，西盟岳守寨子在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3年中，全寨为祭鬼而剽杀的水牛、黄牛共874头。而这一时期全寨共有407户，户均剽杀大牲畜两头以上。［31］如再加上其它家畜、家禽的宰杀，这种耗费则是巨大的。另外，给祭祀人的报酬甚丰。一般给“大魔巴”和吹芦笙者10—12元半开，给小魔巴、小窝郎2．5—5元半开，其余人员1—2元不等。［32］这种物质耗费在其他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亦同样存在。大量的耕牛、家禽用于宗教耗费，必然导致这些民族社会财富积累的迟缓，妨碍社会财富形态的转化，在此状态下，扩大再生产，摆脱贫困根本无从谈起。最后，这种负功能表现为影响少数民族的生产自救。在生产祭祀活动中的卜卦求雨等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遇占凶卦或某忌日，生产就要停止；如果求雨不灵，则加重了人们的依赖感和畏惧心理。精神结构对经济生产的消极影响，是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精神因素，这些负功能的日益积累和释放，最终将引起经济结构的改变。 在对政治结构的关系中，精神结构的负功能表现为，淡化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减少了对外的交往和了解，限制了人们的反抗行为，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变迁的力量。如前所述，人们把对鬼神的崇拜演化为对统治者顺从，原始的“神判”代替了社会的法律，神的意愿成为道德行为规范的遁词。这种负功能“禁锢了各种进步思想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社会的萎缩，限制了社会活力的发生”，甚至“成了采取行动的障碍，极端主义的催化剂。”［33］ 综上所述：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转向基督教的原因，从宗教社会学而言，就是因为原始宗教赖以依托的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生异化，导致以经济、政治结构输出功能为存在条件的精神结构，在其输入条件改变时，发生了畸变；而这一畸变的结果，又使其原有的功能丧失，从而使各民族对其产生“失效”的感受，最终转向寻觅一种能代替原始宗教的、更高级的信仰系统，来填补原始宗教失效后的精神空白。恰逢此时，基督教向“苗疆”拓荒，以原始宗教不能起到的作用，进入上述少数民族地区。 注释： ［1］［2］［4］［5］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9页；第10—15页；第20页；第24页。 ［3］［6］［11］［12］［26］［27］［28］［29］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405页；第543页；第350页；第528页；第176页；第511页；第516页；第516页。 ［7］［18］《宗教社会学》（美）托马斯·F·奥戴，珍妮特·奥戴·阿维德著，刘润忠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第10—11页；第62页。 ［8］［9］《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分会编，第83页；第108页。 ［10］《傈僳族简史》（傈僳族简史编写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13］赵宏伟：《怒江土司制度长期延袭的原因》，载《怒江方志》1990年第4期。 ［14］杨学政：《原始宗教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第30页。 ［15］［16］［17］马德心等著：《宗教，一种文化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第88页。 ［19］［20］［21］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388页；第269页；第272页。 ［22］［23］［24］［25］［30］徐亚作等著：《民族宗教经济透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10页；第10页；第21页；第20页；第21页。 ［31］［32］［33］参看《佤族社会经济调查》1958年，第39页，第76页，第112页。 （本文原载《思想战线》1997年02期，第76－83页，图片等请参见纸质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