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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拥有家长权 母系氏族阶段，母系亲族是单系的血缘组织，从而形成母系一统天下的局面。母权在家庭、家族，甚至整个社会中享有最高的威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父权制取代母系制已不可阻挡，但是受外界影响小的少数民族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母权在这里得到较多的保留。云南永宁地区的纳西族直到解放前仍保留有母系亲族的家庭形态。该族的世系按母系计算，即由“外祖母”传给母亲，由母亲传给女儿，依次类推，无一例外。当地谚语说：“无男不愁儿，无女水不流”、“生女重于生男，女儿是根根”。（注：转引自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M］．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337．）这在父权制的民族中是不可想象的，每个亲族都有一个“达布”（家长），“达布”一般由年长、有威信和能干的妇女担任，负责生产计划、劳动分工、财产管理、生活安排和宗教祭祀。普米族的母系家庭的家长都由女子——母亲和长姊担任，如长姊不如其他妹妹能干，也可以由妹妹担任。（注：转引自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M］．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384．）家长对内对外代表家庭，支持生产、生活和祭祀。她是家庭的核心，关心着每一个成员，也受到全体成员的尊重。由此妇女地位并不低下，其权威受到其他成员的尊重。 2．拥有离婚决定权 受汉民族影响较大的民族，夫妻离异完全掌握在男子手中，而在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永宁地区的纳西族以走访婚为主要的婚姻形态，解除阿注关系很自由，只要女方对男方说一声“明天你不要再来”就行了。也可以把男子的行李置于客房门外，或者倒关门，把男子轰走。（注：转引自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M］．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336）这种情况下，劝说与哀求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离婚后回娘家不会受家人的冷眼、嫌弃，且再婚妇女的聘金不因离过婚而比初婚妇女的少。再婚比较容易，社会并不要求妇女“从一而终”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少民族由父权制统治，但母权影响未完全消除，因此对夫妻离异的女方束缚不多，更不像中原汉族那样对离婚大惊小怪，对之如洪水猛兽，视之为逆经叛道。凉山彝族中，提出离婚只要依据有一定的理由，经家支头人调解，调解无效也可离婚。离过婚的妇女并不会受社会歧视，再婚也不会受到责难，父母不认为她们是“泼出去的水”（注：王学辉．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M］．法律出版社，1998．148．）。 3．拥有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古代社会遗产继承方法经历了氏族继承、同宗继承、直系后裔继承三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氏族继承阶段是指财产应保留于死者的氏族中，只由成员分配，主要盛行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同宗继承法是保留有原始制残余的少数民族在财产继承上的反映。拉祜、布朗、佤、傣、基诺等民族一般男子外出结婚，女儿留家招赘以赡养父母，保留母系同宗继承法。同宗继承法中的双系同宗继承法，即母系与父系并存的双系家庭所采用的继承法，家庭财产为双系血统成员共有，男女均有继承权。直系后裔继承法是确立了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之后实行的方法，经历了双重继承制、男性直系后裔继承和夫妻双方对财产的继承几种形式。除男性直系后裔继承外，另两种继承制中妇女拥有继承权。在双重继承制，家庭财产由男女成员共同分配，一视同仁。夫妻双方对财产的继承上，双方可互相继承财产。夫妻离异，可带走结婚时各自的财产。景洪县曼迈寨的傣族，夫妻离婚时，共同财产则一律平分。（注：刘龙初．试论我国少数民族财产继承制［Ｊ］．云南社会科学，1996．（4）．） 除以上分析外，相关的遗俗也能体现少数民族的妇女地位的高低。例如走访婚这种特殊的婚姻生活方式。即男子在晚餐后离开自己的家，到配偶的家里去住宿，次日天明又离开女方，赶回自己母系亲人身边生产生活。走访婚双方不组成家庭，也就不算夫妇，他们互称“阿注”，即朋友之意。这种走访婚在普米族、纳西族中盛行。这种婚姻方式下，女子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主动权。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青年男子建立阿注关系，建立时不受父母限制，也不需要固定仪式及任何手续，可谓是完全自愿、完全主动。走访婚的形式决定了婚配双方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其中女子是主人，女方住在家庭内，有专门的客房供阿注来访居住。女子对这段阿注关系的存续具有决定权，只要不愿意再维持下去随时可以解除关系。走访婚所生子女只属于母亲，不易确定谁是生父，子女与生父的关系冷漠，有别于父权制下的父子观念，子女潜意识里存有的只是母权思想。 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民族的妇女是毫无权利的，她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与汉族妇女所处的“男尊女卑”可以说是没有差别的。虽然也有那么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妇女在家庭、家族中享有较高的地位，甚至在该民族的社会中也能拥有一定的权力，但这只是沧海中的一粟，其对于整个局势的影响是渺小的。较多的妇女也和汉族妇女一样在礼制和法制统治的社会中，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座大山的压迫下痛苦地忍受着、生活着，一直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歧视、被凌辱的悲惨境地。相形之下的中国现代妇女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飞跃，各方面的权利都得以充分的保障。许多陋习、封建保守观念已被废止。尽管在法律制度的某些方面还有待于完善，但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的学习、就业、保健、婚恋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由此可见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少数民族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本文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03期，第101～1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