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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志”的传统，中国的地方史、风物掌故正是借方志的编修被保存下来；方志的编修又是一项极其庄严的事业，历来受到各级政府的精心策划和关心，它是正史的补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中国历代的志书，都是官修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地理上的沿革、疆域、面积和分野；有政治上的建制、制官、兵备、大事记；有经济上的户口、田赋、物产、关税；有社会的风俗、方言、寺观、祥异；还有文献的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官修的方志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志，属于民间文化生活的记录是很少的。尽管如此，中国历代的方志著作中，民俗文化还是受到一定的重视，它常被作为地方“风俗”(风物)加以记载。虽然内容比较单薄，但还是体现了修志者的卓见。民俗文化被列为方志内容加以叙述，足见其在方志编纂中的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地方志编纂，一改以往的惯例，在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上，编纂者们在实践中终于取得了共识，即将《民俗志》作为专书编修，这是亘古所无的事情。现在许多省市地方志的《民俗志》相继出版，而且都是洋洋百万言的巨著，这一举措，无论对中国民众生活史的记录，还是对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重要和愉悦人心的事。 中国是一个民俗文化大国，也是历史文献大国，浩如烟海的典籍，记载着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稍具文献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修志的传统是十分悠久的，留下了大量有关民俗文化的记录。这对我们了解历代民众生活史、思想史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方志产生于何时，目前还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汉代袁康的《越绝书》，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方志的鼻祖；历代的图经，更可以说是方志的前身。方志学史告诉我们， 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大约始于明代，有清一代，方志的编纂最为昌盛。但是中国地方志著作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朱士嘉统计，清代编成的地方志有4655种，康熙间完成1284种，乾隆间又有1024种，直隶最多，有403种，四川、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皆各有300种以上。他在1930年统计我国方志便有4912种，1935年统计总数为5832种，93237卷。1938年又查知730种，1958年再查知700中种，这样总数就达到7262种。”(何光谟《中国方志导言》，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这只是50年代的统计数字，如果将谱牒、家史、村史、行业志、帮会志、民族志等计算在内，其卷帙的浩繁，是正史无法比拟的。 大约从“志书”诞生的时候起，民俗文化就已引起修志者的注意。因为它不仅是地方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样重要的文化现象，列为专章或专书编修，是很自然的事情。历代也有关于民俗文化的专门著作问世，如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明·吕坤的《四礼翼》、清·陈庆年的《西石城风俗志》、顾禄的《清嘉录》、索宁安的《满洲四礼集》、曹廷栋的《婚礼通考》等，记载着地区的或民族的民俗文化，有些著作还是研究古代都市民俗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明、清两代，这类民俗志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民俗志》的编纂，是新时期地方志编写中的一件盛事。和以往修志不同的是，参与现代民俗志修志的，大都是各地的民俗学者。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精通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发展的历史，精通民俗学理论和田野作业方法，这些对编纂民俗志是至关重要的。《陕西省志·民俗志》的编纂就是很好例证。 《陕西省志·民俗志》的编纂始于1982年，当时中国民俗学还处于复苏的阶段，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借鉴，也没有系统全面的民俗志蓝本可依，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的民俗学同仁不仅承担了民俗志的编写任务，而且积极进取，找到了克服困难的途径。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投入民俗志的编写，首先是民俗资料的准备采取了“田野作业”的方式，制定详细的民俗调查提纲，编写成员分头下乡，到民间去，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民俗普查，特别是对陕南、关中、陕北等地民俗文化的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取编写陕西民俗志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区别与旧时方志编写的分水岭。其次是组织精干的编写队伍，认真学习民俗学基础知识，把握民俗文化的特点，在探索陕西民俗发展的规律中，草拟编写体例，为编写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陕西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三秦大地孕育的民俗文化，曾经影响过整个中国文化，但“俗随时变”，现代民俗志的编修，应具有时代特色，它应记载现在还在传承的活生生的民俗事象，记载当代民众的生活史和思想史。陕西民俗志的编写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特点。该志参照了现代民俗学的分类方法，将民俗文化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四大板块，条分缕析，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陕西各地区的风俗面貌，这是一部活着的民众生活史志，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民俗志在保存民俗文化方面的特殊功能。志书的根本属性是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中国社会发展史，应不应该包括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史和生活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的史学研究很少叙述历代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史，一提起中国历史，学者们总是追溯史籍源流，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史也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不应该轻视。书目文献出版社曾经出版过10卷本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但那里记载的只是各地、各民族民俗的零星片断，而且充满了文人的附会之词，记录是很不准确的。今天编修的各省民俗志，它的容量非历史的方志和民俗志所能比拟。以《陕西民俗志》为例，举凡关系民众生活的生产、商贸、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医药、卫生、生育、婚嫁、寿诞、丧葬、岁时、节日、宗教、信仰、巫术、禁忌、家族、亲族、村落、乡社、社交、礼仪、民间社火、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戏剧曲艺、民间游艺等包罗万象，构成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 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要靠历史文化来支撑，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俗文化养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决定的。全世界的华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哪里有华人，包括春节在内的许多民俗文化都会传播开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海外赤子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落叶归根”，根在那里呢？就在养育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民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廿四史”等正史记载浩如烟海，在史籍的海洋中，唯独缺少民俗文化史，这只能以“遗憾”二字来感叹。今天我们正在完成着一种伟业，以文字的形式写定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保存民众生活的历史。现在民俗学的地位，已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赘物，而是受到包括各种传媒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普查的基础上，动用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摄影、录音、录像等)保护民俗文化，已逐渐变为现实，而各地民俗志的出版，为这种保护举措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脚本。 《陕西省志·民俗志》即将出版，主编杨景震先生嘱我作序，盛情难却，写了如上的话，算是一种感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