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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就又带来一个理论问题，即民族的族源和形成研究中的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争论。在国内，长期以来研究民族的族源和形成，多限于原始民族，即由一个氏族、部落发展而成一个民族。这对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来说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而形成一种定式，认为所有民族的族源就像江河的源头一样，只有一个，其余都是“流”；不符合这种定式，就被斥为二元论、多元论，一概否定。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只把古代回鹘看作裕固族的“源”；不管古代蒙古人在裕固族发展史上发挥了多大作用，也不管当今裕固族现实生活中蒙古成分有多大，只能看作“流”。这就有失偏颇了。首先，把原始民族的源流和形成规律套用于古代民族，把一部分民族的源流和形成规律套用于所有民族，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裕固族的历史实际的。其次，族源和形成研究中的二元论、多元论不一定是错误的，很可能符合更多民族的历史实际。这里不能简单套用哲学界的一元论、二元论的争论实质，更不存在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区别。当然也不能以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二元论和多元论是正确的，一元论是错误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再次，今日的裕固族仍有东、西部之别，尤其在语言上的差异，语言学界的调查和研究比较深入，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分别编写了《东部裕固语简志》和《西部裕固语简志》，认定东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较多地保留了古代蒙古语的特征；西部裕固族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回鹘语的特征。除语言之外，丧葬、服饰方面仍有不少差异。这些铁的事实说明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人的一支相互融合时，不是一部分完全或基本上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文化特征，不存在“主”与“次”、“源”与“流”的问题，而是各自保留了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特征，也丧失了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特征，在共同吸收对方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各自的母体民族有区别的新的文化特征。学术界都很清楚，历史上有不少的汉族融入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他们都完全或基本上接受了主体民族的文化特征，完全或基本上丧失了母体民族的文化特征，顶多是在个别生活细节方面仍保留母体民族的某些痕迹。这当然有“主”与“次”、“源”与“流”之分。各少数民族之间，13世纪以来，不少蒙古人相继融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藏族之中，他们也是完全或基本上失去蒙古族的文化特征，分别接受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的文化特征。这里也有“主”与“次”、“源”与“流”之分。在裕固族中，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人的一部分相互融合，却呈现不同特征。如果不加分析，一概套用“主”与“次”、“源”与“流”，既不符合裕固族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当今裕固族的现状。 五 还应当从裕固族形成的年代方面来研究问题。截至目前，对裕固族形成的年代，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两种： 一是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说：“从十一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是裕固族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⑦这个年代，大体就是甘州回鹘汗国灭亡、部分部众西迁柴达木盆地西缘，历经“黄头回纥”、沙州回鹘，至明中叶撒里畏兀儿东迁嘉峪关内的五个多世纪。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裕固族简史》说：“从十三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十六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裕固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⑧《裕固族简史》主笔之一的范玉梅，在《裕固族》一书中说得更明确：“从十三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十六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是裕固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⑨这就是蒙古西征、部分蒙古人入居原“黄头回纥”牧地，至撒里畏兀儿东迁嘉峪关内的历史时期。 上述两种说法，虽然表述有区别，年代的上限有出入，而下限是一致的，两种说法的实质是部分回鹘与部分蒙古人的共同融合，是裕固族形成的重要时期。 笔者完全赞同上述两种说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撒里畏兀儿东迁入关是裕固族形成的标志”⑩，“东迁是新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形成的标志”。（11） 裕固族的形成年代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什么呢？她说明：回鹘自唐初陆续迁居河西走廊开始，至唐末五代之际，形成以甘州回鹘为首的河西回鹘，建立了汗国政权，同当时并存的天山南北回鹘集团、楚河流域回鹘集团一起，揭开了回鹘史的分裂割据时期。甘州回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逐步从回鹘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为裕固族的先世时期。但是，不论甘州回鹘、“黄头回纥”、沙州回鹘，都是回鹘的一部分，而不是新的民族共同体。所有历史文献都是这样记载的，当今回鹘史、维吾尔史的论著也是这样对待的。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三人会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列有《河西回鹘》一节，还列举了“黄头回纥”及金天会五年（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出现的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的史料。（12）《新疆简史》则说：在罗布泊一带，“还有黄头回纥，他们想必也是回鹘的一支”。（13）蒙古西征后的撒里畏吾、撒里畏兀儿，很少被列入回鹘史之中，有的甚至称他们是蒙古，显然有很大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