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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强介绍说，数字化工程的第一步是把60年来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上报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民间文学资料县卷本的文字和图片扫描上网，做成数据库；第二步再向20世纪初至40年代延伸，最终做成一个百年来中国口头文学资料数据库。此外，录音、录像等资料也要经过整理，发到网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在完整上网的同时，还要翻译成汉语。“工作量非常大，我们预计要花3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这批材料的价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这次将被数字化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五千年来农耕社会流传到近半个世纪前的最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它的原始性、原真性、文献性、整体性、资源性无可比拟。甚至可以说，历史上大量的传说故事、谚语、歌谣只能在这里找到。”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我国口头文学的丰厚和多样在全世界是非常突出的。杨亮才说：“光是我们民协掌握的资料就超过8亿字，如果算上全国各地保存的资料，我估计总字数要在40亿字以上。” 我国的民间文学不但创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等家喻户晓的名作，也是文人创作、精英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小雅”等就是当时的民歌。汉代设立的乐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搜集民间歌谣。 “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史书上能看到多少人民的声音？能看到多少当时普通人的生活？从史书上找不到的东西，在民间文学里就能找到。”王锦强说，民间口头文学是人民生活、情感最真实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民间文学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18年2月北京大学便设立了“歌谣征集处”，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学者投身于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先后开展过三次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文学普查：一次是1957年的民歌调查运动，一次是1984年起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普查编纂工作，一次是2002年启动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据统计，这三次普查共调动数十万人进行了200多万次的田野调查，覆盖全国2800多个县，许多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俗语、谚语、歌谣、史诗等第一次被记录下来，被誉为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和《玛纳斯》就是通过普查发现整理出来的。 这三次普查，杨亮才都参与了。他说自己跑过全国500多个县，从马车牛车到火车轮船，什么都坐过，曾经步行几天去大山沙漠里采风。 与古人不同，现代学者在采集民间资料时，要注明讲述人情况，如身份、年龄、性别等，还要记录采集者的身份、记录的时间地点等。杨亮才说，“这些注释非常重要，否则时间一久，后人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诗经》之所以那么难懂，就是因为没有记下当时的材料。”记者在资料室里看到，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采集的藏族民歌，还是80年代收集的上海故事，都标注着讲述人和记录人的详细信息。 夜晚围坐在篝火旁听老人讲故事是农耕时代常见的景象，但是现代社会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城乡的文化生态，民间口头文学会不会因此消失？ 对此，杨亮才说：“只要人们还要开口说话，口头文学就会产生和流传。口头文学永远不会消亡。”在他看来，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学，“现在的手机短信，还有老百姓之间流传的段子，都可以算是民间文学，都应该收集整理，供后人研究。”杨亮才说，“很多短信和段子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同时又非常机智幽默，是老百姓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不收集起来，就可惜了。” “那黄段子能算吗？”记者问。 “当然不算。民间文学有低俗的内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生活本来如此。这些材料当然不能发表，不过有些也有它的研究价值。” 杨亮才说，以前的文人看不起民间文学，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古今中外优秀的作家都注意从民间文学里汲取营养。“汪曾祺是我的老领导和同事，他的小说散文写得那么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民间文学。《沙家浜》的唱词为什么能写得那么漂亮，琅琅上口，生动活泼，那都是来自民间的话。” 杨亮才说现在自己只关心两件事：一是出版，二是人才。由于销量很小，目前民间文学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不易出版。杨亮才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计划全国每个县出一卷，目前只有上海全部出齐。而人才问题就更严重了。“青黄不接啊，现在大学里设置民间文学专业的就不多，学生的基础和知识面也不够。”杨亮才说。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许多大学纷纷将民间文学教研室撤消或合并，民间文学研究逐渐步入低谷。至今，在全国各地社科院的文学所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还保留着民间文学室。 王锦强说，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但与之相关的传承人才、研究人才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这三类人才也是民间文学保护和研究所急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