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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族审美文化范畴的确立有利于研究方法的更新。 民族审美文化范畴的概括，实际确立了民族美学理论的方法论框架。民族审美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扩大了传统美学研究方法论的视野，它要求把审美和美学作为文化现象来思考，且在研究对象的确定和方法上作相应的调整。在研究对象上不仅是那些经典文本及其观念形态的把握与阐述，它从狭窄和自律的领域中解放出来，使民族美学能够辐射和影响人类广泛的文化实践，突破传统的视界而投向广阔的民族文化领域。它超越了文本把视野投向民族审美文化所依存的各个民族文化领域，包括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一反过去从经典文本寻找观念来套用于审美实践的思维方式。以民族审美文化为生长点，建立新的范畴、观念和价值体系。当然，这并非摈弃现有一切的美学观念，而是以崭新的民族审美文化由内到外的反观研究方式的建立。用传统的哲学语言表达，即“自下而上”的方式，但其本质的差异在于，传统的研究是一种从文本至文本的观念转换模式。而民族审美文化范畴的概括则是基于一种由现实的文化实体向观念形式升华的过程，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意味着研究结果的迥异，必然是以生动的、恰切的观念形态反映时代的民族审美文化精神，真正有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现实统一的境界。 另一方面，现代西方美学理论已抛弃黑格尔的思辩哲学美学向审美心理等微观研究方向发展。这也是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虽说有其缺乏整体研究的弊病，但从科学发展本身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八十年代起也有一些审美心理学论著出版，但整体水平不容乐观。其原因在于，论者大多借用心理学的范畴来阐述审美心理现象，没有美学学科的特点，流于表层审美现象，难于深入到审美心理内部的发生机制。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审美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民族审美文化创造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可感形式。民族审美文化以民族文化心理为依据，反观民族审美心理，更便捷地得到理论把握，更有效地解开民族审美心理的奥秘。 再次，民族审美文化范畴的确立，其现实意义在于发扬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品质，克服现代化带来的弊端，选择适合各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 在当代，世界各民族文化应有的时代性被划归为西方化的现代性。使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原有的统一仅属于西方文化，处于前工业化的各民族的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走向分裂。就是说，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特定民族性就成为世界性范型的“现代性”，非工业化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就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注：参见《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第13页。）。故西方理性主义便成为非西方民族文化发展的样板。但随着西方后现代工业造成人的异化问题的突现，为世人敲响了警钟。西方理性主义是贯穿西方文化的传统，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尽管其中经过多种挫折，但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却顽强地传承下来，并在当今西方世界发展极至，成为西方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西方人认为，理性思维是创造一切事物的最后依据，不管是自然和社会都要确立理性的权威。现代工业文明是理性精神的最辉煌成就。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的西方文化，强调人的个体存在价值、自由和解放。然而，在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传统为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也踏入自己的迷潭。以为科学理性无所不能，导致了抑制人类其他文化形态的创造与发挥，由此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激烈冲突和异化。 中国古典文化传统注重体用不二，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交融。强调感性和理性关系的和谐，而非冲突，追求整体美和完美的人生。然而，人类社会文明史表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理性主义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我们当代中国面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当前，我国所进行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那么，是否意味着发展现代工业文明就必须步西方文化发展模式的后尘，能否选择一条既可避免西方后工业化带来的异化，又能使民族文化协调发展的道路呢？无疑，民族美学的现实意义就是在民族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 民族美学的宏旨在于探寻各民族审美发生、发展规律，引导各民族人民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部分，摈弃反民族审美文化成份，从而使民族文化在和谐创造中发展。民族审美文化范畴本身即业已将民族文化作为审美文化探究的依托，以民族文化作为整体背景来认识和建构民族审美文化价值体系。这个视学本身就说明民族美学理论充满一种合力，即把理性与感性粘连的合力。它完全可以在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中发挥其举足轻重作用。 中华民族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人类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其某些民族特质更为充分地体出了与现代人类之生存形态的相关性，从而具有融入现代性，为既有的现代性补偏救弊的现实可能性。（注：参见《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张力看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第17页。）基于这个理由，民族审美文化范畴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含盖了民族文化内涵的人类文化意识，包容了从低级到高级民族文化形态和观念形态。更有利于人们在各民族审美文化创造的积极扬弃，把中华民族体用合一、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揉入现代理性文化，从而选择一条既有理性科学又有人文精神的，适合本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03期，第111～11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