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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彝族文学作品的《指路经》 宗教信仰、习俗惯制和民间话语的要求，决定了《指路经》的文本形式和内容，既是毕摩的知识分子话语，表达毕摩的生活权威和宗教神圣，也是普通彝人的思维方式，倾诉老百姓的生活理想和现实欲求，既有宗教典籍的文化学术色彩，更有地道的民间文学叙述方式。 诗意的寻根 我们一再强调《指路经》对彝族迁徙路线的记录，对过去、对历史、对经过之事的描写和渲染，目的之一是想突出《指路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寻根”意识，而这种意识的表达，是和彝族厚重的文学表达传统一脉相承的。“彝族是一个崇拜知识，喜欢思考，用诗思维的民族，对一切事物都要寻根问底，探索其渊源，寻究其来历，这种寻根思维，正是彝族古代文学的指归。”（注：王明贵：《彝族古代文学总观》，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彝族的文学大厦是诗歌，“寻根”是彝族的诗学传统，也暗合《指路经》缅怀历史的精神实质。“谈诗要寻根，有根方为上。彝诗无根底，不算好诗章。”（注：举娄布佗：《诗歌写作谈》，载《彝族古代文论》，第11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根”的阐释，在彝族古代文论家笔下，有书根、史根、知识根、文根、字根、音根乃至金根银根等，但百枝归总根，“根”就是知识之根、文化之根、民情现实、民族历史传统之根。写诗要具备：“一要书根深，二要文笔强，三要有识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诗艺精，六要谙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注：漏侯布哲：《谈诗说文》，载《彝族古代文论》，第35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写诗的要求，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质和条件。《指路经》以诗性的思维，构建先辈历史，再续民族的“生命通道”。每部《指路经》都以诗为载体，以传统五言诗为主要形式。五言诗体是彝族诗歌的主流，“彝族的语文，多是五字句，七言却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样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注：举奢哲：《彝族诗文论·论历史和诗的写作》，载《彝族古代文论》，第30－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论、诗论、经籍史籍、神话传说，呈现为诗体形式而表达诗性智慧。《指路经》详细记载和用文学语言描述亡灵回归的一站一地、一山一水，是地理上的“寻根”，更是发思古之幽情，诉家支历史文化之情结。 人生意义的表达 共同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共同的家支文化背景和相似的人生际遇，《指路经》作为文学作品的表达意义，是以“历史回忆”的方式，用个体生命的生物时间、德行操守来演绎家支历史的延续和不朽，肯定积极而真诚的人生意义。可能个体的真实存在和生命活动并未完全如此，由于生命终结的悲伤和文学话语形式的运用而被遗忘和遮蔽，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走向辉煌，荣耀回归祖界。“你的一生啊，就像似太阳，辉煌度一生……就像空中月，一生做明人……就像山中虎，一生多威武……就像山中豹，一生多矫健……就像山中狼，一生多勇猛……就像山中熊，一生多憨厚……就像山中獾，一生多威风……就像大马蜂，一生多勤劳……就像那春蚕，一生多勤奋。”（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路南篇》，第571－57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版。）追寻个体生命的辉煌价值意义，一方面让亡灵“欣然归去”，一方面向后人传达祖先的辉煌业绩。个体生命真实的浪花汇入家支历史记忆的真实河流而被重构和消解，历史真实和文学思考共同承担了“载道”的功能。 鲜明的地域特色 “寻根”的意义，既蕴涵着有不同根系伸向不同的地域，也标识着不同根系有各自的景观。《指路经》以遍布西南各家支的“土著”身份，传达特定地域的生态景观和风俗人情，散发一股真实质朴而又生气勃勃的地域文化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指路经》的作者和念诵者，都是毕摩，毕摩是彝族宗教世界，乃至整个生活世界的魂，“君临毕不让”，作为彝族社会生活中“身系一族之文化”的语言文化的传承人、宗教仪式的主持者，毕摩的人生，演绎着彝族人的情感追求、希望梦想。他们既拥有世俗的生活知识，也掌握家支的历史文化，是家支文化的代言人。《指路经》大都从家乡的山水风物、葬俗仪式开始写起，有葬俗记述，也有源流阐述。云南双柏的葬俗，要用高约九寸，粗约四寸的铁筒制成丧炮，送葬时内填火药对天发射，告诉祖先，亡灵开始起程；要吹哀怨的唢呐，表达亲人的悲恸心情。“夜去迎今朝，丧事青棚下。铁炮震天响，唢呐鸣忧忧，锣鼓响沉沉。”（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双柏篇》，第58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弥勒阿细人能歌善舞并以“阿细跳月”著称，《指路经》在回忆往昔生活时也从“跳月”写起：“村头多情女，寨内多情郎，相约篝火旁，起舞四弦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弥勒篇》，第60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而四川喜德《指路经》则从火塘开始：“指魂房下始，房下火塘红，火塘红起处，起于火塘中，又到门坎边。”（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喜德篇》，第64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至于归途中的山川河流、神魔鬼怪，描绘更是千姿百态。在强调地域特色的描写时，有一个地方必须指出，这就是现在云南昭通市郊被列为“昭阳八景”之一的“葡萄井”，这口“渴也喝三口，不渴也去喝”的井，在我们所看到的《指路经》中几乎都提到。如在云南各部经书中音译为“梅来液尺”、“麻奴以赤”、“密力雨嗤”；四川各部经书中音译为“玛洛依曲”、“玛洛依土”、“阿勒依曲”；贵州各部经书中音译为“麻哈液持”、“玛洪依处”等。可证“葡萄井”是“六祖”各支饮用过的甘泉，是彝族子孙永远怀念的地方。 阐释《指路经》，我们力图透过宗教典籍的表层结构，来发现其内在结构和精神价值，追本溯源，想探求一种曾经存在而现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意义，寻觅心萦神系的精神家园。《指路经》所包含的“典型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宗教典籍价值，“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释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依据，更可明礼俗之源流。”（注：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自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古代典籍不仅仅表示过去，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04期，第64～7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