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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传统范式侧重从个人心理角度分析不同，宗教经济范式从宗教供给的角度对各类宗教的社会影响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解释。认为，“宗教需求有着稳定的多元分布”，“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组织能够满足所有需求。”（第２４４页）宗教经济范式把不同信仰的宗教组织类比为宗教公司，就像不同公司的竞争力决定其占有市场的份额一样，“新宗教公司成功进入相对无管制的市场的能力跟既存公司的效率和多样性成反比。”“在其他事情相同的前提下，新公司进入任何市场都取决于机会。机会的出现是由于既存公司的竞争力弱，或者因为有些市场区位未得到服务或者未得到充分服务。”（第２４９页）这就是说，新兴宗教在社会的扩张需要一个必要条件，即传统宗教对群众吸引力不够；或者传统宗教扩大自身影响的动力不足，没有在信众中进行有效的传播。简而言之，就是“在传统教会软弱的地方新异宗教（邪教）会兴盛。”（第３０８页） 宗教经济范式认为，宗教经济的无管制程度（即市场驱动性程度）是理解不同社会的宗教性差异的一把钥匙（第４４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宗教政策日趋完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有力保障，社会主义社会为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明确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信仰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解，宗教组织开展宗教活动的条件日益改善。但是，唯物主义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宗教界不到社会上公开传教，非宗教人士也不到各寺庙观堂宣传无神论。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这一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有的地方出现侵犯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宗教活动必须在法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使宗教事实上成了寺庙宗教、禅院宗教、教堂宗教，宗教社会化程度非常低。由于普通群众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不了解各种宗教的教规教义，不懂得正信和外道的区别，当社会转轨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宗教心理需求时，这种巨大的宗教市场空间就为新兴宗教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一些群众受到心理挫折或者身体发生病变时，各类游离于政府部门监管之外的打着气功、治病旗号的具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新兴宗教组织就很容易占领宗教信仰市场。 宗教经济范式通过经济资本理论，从成本最小化的角度解释了没有宗教信仰的群众更容易加入新兴宗教组织的原因。所谓宗教资本，是指人们对某一种宗教知识的掌握和对这种宗教信仰的皈依程度。一个人信仰一种新的宗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原来所积累的宗教资本。一个人的宗教资本越大，他要改信其他宗教所放弃的资本就越大，付出的成本越高。因此，正如斯达克所发现的，“改教者绝大多数来自那些缺少先前的宗教委身的人中，或者来自那些对于一个宗教群体只有名义上的联系的人中”（第１５２页）。宗教资本理论有力地解释了正常宗教信仰者中很少有邪教信徒这一现象。 从宗教经济范式看我国新兴宗教的发展趋势。从新兴宗教的起源看，新兴宗教既有从传统宗教中分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宗教教派，也有新创立的宗教信仰体系，还有外来宗教。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文明的碰撞、交融将在所难免。传统主流宗教内部也会分化出许多不同于其母体的具有新的宗教教义和组织形式的派别。建制化的传统宗教不能满足人们多样的信仰需求，新兴宗教自然有其发展空间。因此，新兴宗教作为社会的亚文化现象将长期存在，其影响还会随着社会多元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 受中国宗教传统和民众个人宗教资本的影响，能够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新兴宗教仍将主要是从中国传统的气功理论和佛教教义中衍生。中国的宗教传统是宗法性宗教。（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版，第５６４页）这种宗教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生活依靠主要在宗族与家庭层面，人对自然的敬畏表现在“敬天畏命”上。“宗法性”特征使宗教突出了入世性、世俗性和伦理性。另一方面，道教和佛教也使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为民间文化打上了神秘主义的烙印。宗法观念和家庭意识使民众对神灵的信仰具有高度的功利性，求安祈福是大多数人崇拜神灵的唯一动机。尽管经过了一个半世纪欧风美雨的涤荡，儒道释仍然是今天大多数中国民众所拥有的宗教资本。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新兴宗教所赖以产生和生存的社会参数。 我国宗教传统的实用性特点决定了今后新兴宗教仍将主要以祛病健身、治病救人为招牌，而不是西方宗教传统的个人“救赎”，中国的新兴宗教主要仍将以“人体科学”、“另类治疗”为内容，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新兴宗教仍将主要通过融合气功、禅修、佛道等传统宗教资源而衍生，传播途径也以亲友相传为主，家族在新兴宗教的传播中将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