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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中，“狮子”属舶来品。这一舶来之物进入中国本土后，在被民众崇信的漫长历史时段内，“狮子”既完成了自身形象的中国化改造，也实现了其为民俗标志物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 “狮子”由来 狮子是原产于非洲、南美洲、亚洲西部等地的哺乳类动物，生性凶猛，有“兽中王”之誉。在我国现有文献中，没有发现出产狮子的历史记述。域外狮子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狮子才开始以贡物的形式进入中国本土。班固《汉书·西域传》说到:“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其中称“狮子”等为“殊方异物”，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我国不产狮子的历史事实。其后，也多有外国进贡狮子的记录，如《后汉书·章帝纪》有月氏国献“师子”，《后汉书·和帝纪》有安息国献“师子”，一直到清康熙17年(1678年)，仍有葡萄牙使臣进献非洲狮子。 在动物学意义的狮子进入中国本土稍晚些时候的东汉，人们已开始用石材凿刻狮子的形象。在四川雅安高赜墓前的石狮，建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狮，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前有一对石狮，其《石阙铭》明确记述了狮子凿刻的年代:“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孙宗作师，直四万。”其意是石狮子由石匠孙宗凿刻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价值四万。石匠孙宗雕刻之狮所依据的显然非西域贡狮，因为作为普通百姓的孙宗是很难见到圈养于皇家苑囿里的真狮形象的，肯定另有所宗。 在孙宗生活的东汉时期，佛教开始盛行，而佛教又以狮子为灵兽。《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载:“佛初生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待列门侧”，《景德传灯录》记载“释迦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狮子为佛座，《大智度论·七》:“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又传文殊菩萨的坐骑就是狮子。同时，佛教讲究“以像设教”，所以佛教石窟大多刻有金刚、力士与狮子护法。随着佛教的盛行，与之相关的狮子信仰及狮子影像进人寻常百姓的视野应该是可信的。由此看来，东汉时石匠们所雕刻的狮子其主要依据应该是佛教的影像狮子，而非真狮。 宋末元初学者周密在他的《癸辛杂识》中曾有这样的记述“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以非真。”出现了人们见惯匠人们创造的狮子形象，当一睹真狮反而不知是何物的怪现象。由此看来，出现在中国文化中的“狮子”更多宗法的是佛教狮子信仰与狮子影像，动物意义上的狮子与民众创造的狮子走的是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狮子”面相 以佛教狮子信仰为背景的狮子形象，在进人中国本土后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众以佛教狮子信仰为宗，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对其不断进行着文化改造。汉朝时的雕狮身上多生有双翼，古拙神奇，如在据传为曹操所筑的铜雀台旧址，曾发现一对附着于门柱上的石狮，这对石狮明显可以看到西亚文化的影响——狮身上长着双翼;其后狮子形象则多呈昂扬威猛形态，如在古都南京周围“六朝石刻”的石狮，线条简洁，高大威武，强劲有力，很好体现了护卫者的作用，隋唐时期，雕狮渐趋写实，体魄雄伟，工艺精巧，使狮子造型艺术出神人化，宋代以后，狮子造型渐趋秀丽、雅致:清末政治腐败，狮子尽显温顺柔媚之态，失去了原有的气势和神威，现代狮子造型生动逼真，千姿百态，有开口的、闭口的、含珠的、抚仔的、踩球的，卷毛的、长毛的、蹲姿的、卧姿的等等，刻工娴熟，线条圆润流畅，身躯雄浑威武，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在狮子形象发生变异的同时，狮子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味。早期狮子是以镇物面目出现的，人们希望以狮子“百兽之王”的威猛吓阻四面八方的邪魔妖怪，这与其“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佛教圣兽意义是一致的。此时的狮子更多出现在陵墓、庙宇之前，以发挥其驱祟避邪的镇物作用。明代以后，许多宫殿、府第、寺院，甚至富贵人家的住宅，都置石狮子守门，以壮威观。后来就是在门枕、门楣、檐角、栏杆等建筑部位，也雕刻上姿态各异的石狮子，虽然具有建筑的装饰成分，但仍不失其魇镇意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