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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被认为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然而，民族文化的这种运作方式，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本文探讨了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指出，只有理清民族文化资本运作中的产权关系，进一步明确经济资本的社会责任，激发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内生活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才能确保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文化资本化；民族文化；民族经济；发展 近年来，以“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方兴未艾，并被认为是一条发展特色经济的有效途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民族文化资本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转型中，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人群为谋求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对其文化资源的一种策略性运用。在中国的社会实践当中，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得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众，实现了其从市场经济的“参与的边缘”到“边缘的参与”的社会角色的转变，体现了这些民族群体参与市场经济建设、改善自身生存境况所作用的某种不懈努力。这种努力，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良好的社会效果。然而，随着民族文化资本化运作的不断推进，其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一些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也开始显露出不容乐观的社会后果。 一、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实在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文化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而作为货币的“结晶”的资本，则有着一般化的诉求。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存在，何以被整合成为谋求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陈庆德在《民族文化资本化论题的实质与意义》一文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陈氏认为，在后工业社会里，资本对社会支配的方式和结构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控制的中心已转向消费和消费者。而在被符码所控制的消费社会里，消费与通常所认为的“需要”满足已经没有物质功能上的直接联系。而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群体对于利益的获取，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实现，此一社会事实使民族文化的资本化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1］（P142～147）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上也得到了中国社会实践的进一步证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文化资本化甚至被认为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在目前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招商引资、民族旅游开发等为主要方式的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一些民族地区及其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提高，制造了一些“一夜成名”的族群，如云南丽江的纳西人、广西的黑衣壮等。客观地说，这种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招商引资工作，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一些当地民众的经济收入也因此得到了提高。 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社会生态。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改善了这些地区的物资供应和信息交流状况，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也因此有所提高。尤其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更多的民族成员认识到自身文化的普世性意义及其所蕴含着的经济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强了其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现实困境 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虽有可能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在短时间之内得到较快发展，然而对于那些在经济、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群体而言，其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1．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一些民族群体面临其文化主体地位不断被消解的社会风险。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场在经济场域中展开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然而，以目前的情况而言，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事实上，对于那些经济资本的实际掌控者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市场经济知识以及商业技巧，是那些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况的民族群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往往占据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地位。更为甚者，在这些经济资本的背后，有时还潜藏着行政权力的一些准制度性的安排，譬如，在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商人的利益在很多时候总是得到优待考虑。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由于受到经济资本与行政权力的挟持，在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过程中，民族群体的文化主体地位很容易被消解，不仅难以成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真正受益者，甚至有可能失去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主导权。 2．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民族文化的普世性价值让位于现实的经济利益，从而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尽管我们不能否定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对于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们同样不能无视一种事实，便是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总是不可避免地按照所谓的经济规律来进行的。这样，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虽然带来了一些表面上的民族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却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迫使民族文化所蕴含的普世性让位于经济利益。事实上，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盘剥和“适当的”修造，以迎合可能存在的文化消费者的现实需要，从而达到其牟利目的。作为这种运作方式的后果，或许就是近年来被复制、被设计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量出现。尽管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看成是所谓“文化融合”的某种结果，然而这些看似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所遵行的几近一致的生存逻辑，使我们实在难以断定其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加剧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导致了其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并使一些民族社会面临解体的威胁。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使一些民族地区的传统产业结构发生明显改变。而随着经济资本的扩张以及文化交流的增加，市场经济理念以及所谓的现代生活方式不断向当地社会渗透，使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发生急剧变化。由于一些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现代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对自身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盲目追随和极力模仿那些“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对其约束力日渐式微，传统社会组织对于当地社会的控制力不断弱化。随着人口流动机会的增加，一些在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过程中逐渐富裕起来的当地人，更愿意把他们的子女安排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而不管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谋生技能，从而导致这些地区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空巢”现象，并使之面临解体的威胁。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当地人追求理想生活的正当性，但我们事实上同样不能无视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