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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西关系而言，云南作为横跨东西两大文化区而又以东部经济文化为主的地区，省内及跨省区东西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优长互补的关系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了。云南被划归西部经济文化区的滇西北一隅今天居住着藏、纳西、独龙、怒、傈僳等民族，再往西北，就是西藏自治区。在古代，这些民族都属于氐羌民族集团，以游牧为生；今天，纳西、独龙、怒、傈僳等民族均早已完成游牧向农耕的转变，藏族则发展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牧民以肉、乳为主食，要靠饮茶去油腻、净膻腥、助消化，并补充身体因缺少蔬菜而所需的各种养分。藏区不产茶，与藏区临近的西北几省也不产茶，藏族人民对茶叶的需求便只能依靠盛产茶叶的川、滇两省，特别是云南。故早在古代，就有商贾不畏山高路险将滇茶和川茶贩运至藏区，以后便逐渐形成从云南普洱经磨黑、南涧、大理、丽江、中甸、德钦，翻越梅里雪山到西藏察隅、左贡、拉萨、亚东、日喀则，再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及红海沿岸各国的“茶马古道”。由这一古道所承载的东西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商贸交往直到民国年间仍然盛行不衰。据谭方之的《滇茶藏销》统计，民国年间，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他描述这一交易盛况云：“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今德钦县升平镇），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27］（P2－3）在这里，他已经将茶马古道对于加强民族联系的意义阐述得很清楚了。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第三个基本方面。 （四）由云南地理环境所自然形成的“边内结构”和“山坝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所谓“边内结构”，指的是地理区位上边疆与内地的差别及其相互影响。就全国范围来说，云南全省都属于边疆地区，但就云南省内而言，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直接与外国接壤的边疆区和不与外国接壤的内地区。因此，这里所说的“边内结构”，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边疆地区的云南与祖国内地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如前所述，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足迹就像满天星斗一样遍布中华大地，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由于天赋环境的优越，率先在中华大地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相互交流竞争和不平衡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包括云南在内的全国边疆地区都形成了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的发展态势。秦汉以后，随着凝聚核心汉族向周边多民族地区的深入与扩展，包括云南在内的全国边疆地区便逐渐成为大一统中华帝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各民族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成员。这就是全国范围内“边内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影响。二是云南省内的“边内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属于内地的滇中地区特别是其中的滇池和洱海区域，由于自然条件较好，地处多条国内外和省内外交通古道枢纽等原因，其经济文化发展便已从全省各地新石器文化中脱颖而出，跃居全省前列。云南各民族经济社会不平衡发展从此肇始。以后，随着庄蹻开滇和历代汉族移民的进入并落籍于滇中地区，云南内地与边疆发展的不平衡日趋加剧，由此便对云南民族关系造成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其正面影响是，比较先进的滇中地区和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成为全省各地和各民族的凝聚核心，这一核心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边疆各族辐射，将边疆地区牢牢地凝结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将边疆各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中华民族之中。其负面影响是，内地汉族移民在落籍滇中并向全省扩展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挤到边远寒苦地区，造成了较深的民族隔阂并进一步加剧了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所谓“山坝结构”，指的是自然环境中山区与坝区的差别及其相互影响。如前所述，云南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山多平地少。如果从空中俯瞰云南大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茫茫群山中镶嵌着无数个平坝的画面；如果在云南旅行，从一个坝子到另一个坝子就得翻越无数高山与河流。因此，一块平坝及其所辐射的四周山区便往往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一个小自然生态系统和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社区与社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常常受阻于高山大河形成的天然屏障，因而使云南众多分散的小社区小民族文化特点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因此，历史上云南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完成对云南的民族统一，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没有发展壮大到足以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从而使云南长期保持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特点。也正因为如此，云南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某些北方民族那样集中连片的大片民族聚居区，而是分散居住在众多的小型社区中，因而同一民族由于分布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特点。而在每一个特定的小型社区中，又由于山坝之间地形、海拔、气候的不同而呈现出立体地形、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生产和立体民族分布的特点。主要居住于坝区的有汉、回、满、白、纳西、蒙古、壮、傣、阿昌、布依、水等11个民族，坝区由于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常有河流蜿蜒其中，因而是稻作农业和古代城镇以至近代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山区又可分为半山区和高山区。居住在半山区的主要有哈尼、瑶、拉祜、佤、景颇、布朗、德昂、基诺等8个民族和部分彝族，半山区由于气候凉爽、坡度较缓，农业生产以玉米和旱稻为主，并饲养黄牛和山羊，其经济发展居于中间水平。居住在高山区的主要有苗、傈僳、藏、普米、怒、独龙等6个民族和部分彝族，高山区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冷凉、坡度较陡，农业生产以玉米、马铃薯、青稞、荞子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盛产山货药材，其经济发展水平比前两类地区都更为落后。这种立体的多民族分布状况和立体多样的生产方式，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是在客观上形成了云南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即在一个坝子辐射周围山区而形成的山坝结构社区内，杂居着多种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大多以村寨为单位聚族而居。这样既有利于各民族的交往与互助，又使每一个民族都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而不易被其他民族所同化。二是在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三是由于山坝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坝区民族在政治上对山区民族的统治和压迫。四是由于山河阻隔所造成的封闭状态和生产方式上的优长互补，往往使一个个山坝结构的社区形成一个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从而使云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部落林立、土司遍野、互不统属、极端分散的“小国寡民”状态之中。 于是，“山坝结构”和“边内结构”相结合，就使云南各民族在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多民族特点；使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既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又表现为不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矛盾、相互排斥、隔阂冲突以至武力争斗。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云南民族关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作者简介：郭家骥（1955—），云南昆明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云南昆明 650034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2期第74～8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