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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正式的社会组织不能够为分散的农户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提供支持、服务、秩序等保障时，从非正式组织中寻求帮助也就势所必然。由于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上的亲近感，居住形式上的地缘性，生活方式上的相似性，生产活动上的一致性等特点，往往容易被组织起来。事实上，家族也被其成员当作了自助和自我保障的组织，承担了重要的功能。 第三，农民不断增长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与滞后的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为家族势力的复兴提供了文化背景。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意义之所系，是该民族情感和精神的家园，是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不同民族的文化均有其存在意义和价值。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把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片面当作“落后习俗”，当作与“社会主义内容不相符合”的东西，冠以“特殊论”、“民族落后论”等帽子横加批判。尤其是“大跃进”年代的“民族融合”风连带的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全面破坏而带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全面摧残，导致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衰退。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组织单位。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一行动，这种制度化的生产经营方式，除具有经济功能外，还发挥了信息传递、娱乐、文化沟通及心理调适平衡等功能。加之通过制度化方式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农村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广大农村工作也转移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但是，有些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有些地方则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甚至温饱都未获解决，无力来搞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民族地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受教育水低等现象，有些少数民族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2－3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流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素质的提高。此外，村中文化设施缺乏，加之上级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较之以往大为减少，村委会又无力来开发足够的文化资源满足村民的需要。导致了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的状况。从心理的角度看，由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变迁，社会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加快，竞争的压力也日趋增大，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际交往、情感交流、信息分享和心理沟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不断向族人靠拢，投身家族活动，以求得精神依托，心理上的安宁和文化上的满足。 第四，中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外部条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多次的民族迁徙、流动、屯田、移民戍边，战争及各种原因，使我国的民族分布状况并非区划整齐、界线分明，而是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格局。汉人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内，其居民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7］（P29）这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交往的结果。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分布特点和居住格局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往来，同时也有利于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由于汉族社会中有相对成熟的家族文化，有较为完整和规范的族谱、族规、族训、族约、族庙等家族的外化形态，随着汉族地区家族势力的复兴，必然会影响、激发少数民族家族势力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推进，为这种影响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广泛和深入，在与“非我族类”者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民族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利益感悟不断增加。其外在表现（指文化领域）就是要求抢救、保护和弘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持续衰退的民族传统文化，承认其价值。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因子的家族及其文化受到鼓舞和激励，获得了复兴的动力。另一方面，在与他族分界，做出区分的同时，也在主动吸收、学习和借鉴他族的文化。在上述认同与分界、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中，家族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被开发出来，为变动中的社会生活提供服务。 综上所述，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是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种复兴既带有与汉族地区相同的一般性表现，同时也有与之相异的特殊表现，体现出民族和区域的特点。但是，其复兴的根据和内在逻辑应该是一致的，都是现实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产物。由此之故，民族地区村落家族消解的力量也有赖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何叔涛，桂镜光，赵学先．民族理论教程［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2］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5］程玄，陈一之，晓根，黄欣．云南“直过民族”社会发展与现代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岑秀文．民族知识丛书——苗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C］．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毕跃光（1971—），男，云南民族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云南昆明 650031 （本文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6期第81～8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