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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从中国接受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成分，但是日本的社会制度和继承制度保持了原来的传统。在日本社会的制度里，像“户”这样的组织在个体成员的联系中比血缘亲属关系更为重要。这一原则进一步发展成了这样的现象：个人的社会交往范围通常仅限于他现在所属的组织 （“户”的变种与扩展）的围墙之内，这也就造就了日本人对组织（公司）的忠诚。而在组织之间的那个层面上，交往网络也是存在的。例如，在一些经济界的个案中，父亲公司和儿子公司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彼此建立起了远比经济关系更密切的忠诚关系。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网络的功能也被限定在组织环境当中，人们的行为仍然受到“组织”体系的严格约束。所以，看到中国人和印度人能够拥有和运用如此丰富灵活的个人关系和功能网络，我们日本人是十分惊奇的。从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差别和共性表现得是十分清楚的。 接受佛教：汉人、藏人和日本人的差异 佛教经书（经典梵文）的汉文翻译，以《般若心经》为例，它是公元403年由龟兹人鸠摩罗什翻译的，他精通梵文和汉文。之后《般若心经》又被玄奘法师于公元660－663年再次翻译为汉文，玄奘从印度取经后返回了长安，专心翻译佛经，玄奘的译本在中国更为流行。 佛经的藏文译本出现较晚，因为藏文字母是在7世纪从Nagari字体（印度几套书写字体之一，包括梵文等书写形式之一的天城书）借来一些元素而合成创制的复杂文字，所以在8世纪开始把梵文经书译成藏文。特别是在11世纪时，佛教在西藏特别发达，出现了一些非常杰出的僧侣学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留学印度，同时印度的梵学家们也应邀访问西藏。这些藏人学者被称作Lotsa wa（翻译人）。在那个年代的西藏，学者与翻译人是同义词。藏人学者们极力地使用藏文术语来与梵文词汇和概念相对应，他们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与印度梵学家共同完成的。最先《梵藏佛教词典》的编写早在9世纪初叶就已经完成，所以藏人对佛教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梵文的体系，因而是学院式的，他们的学术标准非常之高，也正是这些学者为后来藏传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在这里应当说，今天藏文佛教经文对于世界上的学者们来说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把印度经文恢复到初始的版本，而这些印度经文当中有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 与之相比，中国高僧们在把梵文佛经译成汉文时走到这样的境地：由于汉文和梵文之间在语言上的巨大差异，汉文翻译不是每个词一一对应来翻译的。它们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在翻译时所参照的概念和术语，通常是一些已经存在的相关的汉文概念和术语，所以这里有一个“汉化”的倾向性；第二，在把原始的梵文经文翻译成汉文时，译者通常会根据汉文已有的思想表达方式而加以简化或筛选。其结果是，在印度用梵文表达的精心设计的思维与逻辑话语并没有被翻译过来，参与那些玄妙的隐喻话语，似乎并不是这些汉人译者的兴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是十分务实的，往往只关注那些可以带来实际成果的东西。所以这也显示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很不相同。当然，我必须说，汉文经文自身也具有其优雅的风格和华美的词汇，充分表现出了中国佛学的渊博思想。 与汉人不同，刚刚接触到佛教的藏人则尽可能地完整吞下印度的逻辑思维，这些对于他们是十分新鲜和高深的事物，他们为如此发达的文明和智慧所折服。这种把梵文经典严谨地译成藏文的倾向，与他们当中许多人与印度梵学家有密切接触是有相联的，他们受到这些印度梵学家的很深的影响。可以说，与梵文的密切关系贯穿了藏传佛教的整个发展历程。在中国内地，佛教的鼎盛时期在7世纪就已经结束，到了11世纪，政府组织的佛经翻译工作已完全停止，译者们也随之消失。而正是这时，藏传佛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最后，我想讲讲日本人接受佛教的态度，特别是对使用Sutra（经典）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直接接受了汉文版佛经而没有把经书译成日文。理由可能有以下几个：第一，在7世纪时汉文字母已经在日本识字阶层中移植得很好并被广泛使用，言辞精美的汉文佛经也显示出一种神圣性；第二，汉文佛经可以使用日文发音来优美地诵唱，这对于佛教在民众中的传播已经够用了，经典中的深刻含意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并不需要特别去搞清楚；第三，尽管一些学问较多的僧人也尝试着去解释汉文经典，但是他们或多或少结合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不管那个宗派，《般若心经》是人们最熟悉的经典，而且玄奘翻译的流行文本太简短了，所以佛教研究者们和思想家们出版了许多的著作和文章来解释《般若心经》。 但是对于佛教研究只是基于汉文译本的情况，在近期开始有了一些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佛经的梵文初本。近期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有关学术翻译的评论文章，探讨从藏文恢复的梵文版中初始的佛经含义，它是由中村元、纪野一义翻译的（1960年和2003年，岩波文库）。另外，几位藏族僧侣对佛经的评论和解释也已经被译成日文，包括《般若心经入门》（2004）。所以现代的日本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对汉文佛经的解释和研习，开始对藏文佛经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努力从藏文佛经中探讨原典。 上面我通过对边疆地区社会的分析讨论了中印两国的特点，我认为这些边缘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 今天世界发展的趋势导致各独立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并不以它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接触也开始显现出令人鼓舞的动向。两国首脑胡锦涛主席和辛格总理实现了会谈。在许多领域中（包括学术领域）出现了更多的交流。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深受两国民众的欢迎，同样也受全世界及邻国的欢迎。 在这一增进接触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比较关注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但是我们还需要理解彼此的社会，理解它们是如何走到了今天，在现成化发展的背后它们保持着什么传统的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以及在与他国交往中什么是最适当的方式。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2期第143～1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