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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2 月，日后成为著名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的全汉昇(1912—2001)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以欧洲中古时代围绕教堂形成的公认的定期大市(fair)为基准，该文考察 了中国历史上相应的庙市，详述了其起源，宋、明、清以及近代城乡庙市的概况，从而证明中国与西方 一样，也有庙市(temple fair)，并在相当意义上将庙市等同于了庙会。 《辞海》(1979 年版)基本上沿用了全汉昇对庙市的界定，忽视了庙会、集市和庙市三者之间的差别， 在庙会与集市之间，通过庙市划了等号。“庙会”释文如下： 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北平风俗类征 · 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 谓之庙会。”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市集形式，解放后在有些地区仍被利用，对交流城乡物资，满足人 民需要有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虽然将庙会与庙市混同起来，进行简单的功能描述分析不少，但对庙会的研究则日趋多元，并逐步走向深入。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2002)，是从动与静， 常与非常的民众生活韵律来考察庙会。吴效群的《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2006)则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语境下，用狂欢化理论来解读中国庙会的有益尝试。与此不同，周越(Adam Chau Yuet)的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2006)、华智亚的《龙牌会： 一个冀中村落的民间宗教》(2013)和岳永逸的《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2010)与《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2014)等著作纷纷关注当下正在实践的过程中的庙会，并将灵验、红火、 热闹、行好、磕头等本土语汇提升到学理层面，有效地对当代中国庙会的传衍变迁进行了解读。 基于上述这些研究和当下民众的实践，或者可以从结构层面来定义庙会： 庙会指一种以祭祀神灵为核心的群体组织和周期性的活动方式，也是行动者的完美直觉与心灵图景的基本组分，并反向支配实践。其仪式结构大致可分为具象和抽象两部分：具象部分是感官可观察和可 感知的部分，如空间、时间、物体、言语、参与者和行动等;抽象部分是由信众贯穿于一体的这些可视可感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关系配置，是具象中诸多因素组合配置的惯例和规则。在此意义上，庙会可 以说是庙宇建筑、神灵、庙首、神媒、信众、香烛纸炮、请神送神、烧香念佛、磕头跪拜、许愿还愿、 抽签算卦、鼓声、香烟、庙戏、庙市和各自相应的传说故事等基本质素的综合叙事。不同因素的不同组合、 配置就呈现出规模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庙会。 源自泥土和民众的主体性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乡土中国庙会的共性，并没有在城和在乡的差别。改革开放后，因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民间文化的重新定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 使得作为精神性存在的庙会有了有限度存在的可能，有了官民之间只做不说的共谋、共构和共享。这使得当下都市和名山大川的庙会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质变。在景区圣山化和圣山景区化的逆向互动中，处于中心地的大都市和名山大川的庙会与休闲、旅游、文化(遗产)展示以及物资交易、商品博览关联更紧。 与此同时，也衍生出了门票价格颇高的现代庙戏，即投入重金，由大导演执导，依靠现代声光色电等高科技手段、当地民众也不同程度参与的诸如“泰ft封禅”等大型实景演出。 毫无疑问，当下在京、沪、广等现代化大都市，物化的庙市——媒介写作中的庙会——是主流。然而，不仅是在广袤的乡野，就是在这些大都市周边，精神性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和不可替代的庙会仍然香烟 袅袅，处处开花。正在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志书《中国节日志》中关于庙会、祭会类的诸多卷本， 将会呈现出当代中国已经有别的城、乡庙会的丰富面相。 总之，精神性存在的庙会的兴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特定地域社会的经济状况、民众的生活水准和精神生活，也反应了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传统与现代、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文化、 政治、经济之间，尤其是神人之间、家与庙之间交流、交际的技艺和政治诗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