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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彝族文学发展史上，浩若烟海、自成体系的口头诗学传统由诗的形式、诗的思维、诗的品质等方面，在整体的彝族文学乃至彝族文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境界，构架了彝族人世代相沿的审美心理定势和审美文化传统，并穿越母语、穿越时空，对彝族当代文学同样产生了深层影响。 ［关键词］彝族；口头传统；当代文学；穿越母语；深层影响 彝族是一个擅长以自己的方式追根溯源的民族。彝族文学历来就是构建和完善这一追根溯源的民族品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无论是彝族文化的大传统，还是民间文学的小传统，追根意识和溯源精神始终成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导。在这一精神主导始终如一的推动下，彝族文化不论其口承形态还是经籍书写形态，都有着自然天成般的内在统一性和难以简单割裂的整体感。在历史文化形成及发展进程中，彝族人虽然发明创造了自己独立的文字符号体系，并较早地进入了有文字记录的族群文明史，但由于历史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上述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和精神主导，还是更集中地蕴蓄于源远流长、生机蓬勃的民族民间口头传统之中，譬如，广泛流传于大小凉山诺苏彝族地区的“勒俄”史诗演述和“克智”口头论辩就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证［1］。口头传统既是熔炉、泉源，又是载体、形式，不断铸造着、承传着彝民族独特文明的形象体系和精神属性。 在彝族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过去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对具体文本内容的时代性和形式的民族特色的分析、阐述层面上，偶有论及外来艺术思潮对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的论述。但研究界不知是故意悬置，还是无遐顾及，对当代彝族文学的研讨一直以来有一个理论盲点：忽略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彝、汉双语文学创作应该和必须产生的深层影响，对民间口头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的比较研究十分缺乏 ［2］。本人在长期从事彝族文学教学、研究及创作实践过程中，对这一问题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基于对彝族口头传统的诗学分析，认为彝族口头诗学传统从诗的形式、诗的思维、诗的品质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禀性和诗性建构，并通过母语传递、文化沿袭、审美传播等方式贯穿于彝民族文学艺术创造的整个过程而世代相传，渗透进彝族人、特别是作家、艺术家深层的心理和精神结构意识中，对当代彝族文学艺术创作与发展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史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它还标志着一种口传诗歌的品格，一种审美的传统，它具有一种既有别于书面文学类型，又有别于其他民间口头文学样式的特质。换言之，口传史诗应该有它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3］ 由此，民间口承诗歌传统、特别是具有“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的史诗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发展史产生了持久、深入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诗的形式——艺术载体的生成与延伸 要讨论口头传统对当代文学的深层影响，必须先对彝族口头传统之所以能对当代文学产生深层影响的首要条件和内在特性，即口头传统的文学性进行考察。所谓文学性，换言之就是诗性，而诗性就是一个民族通过自身的各种文化方式传达出来的其对人性的本真性、深邃性、普适性及超越性的深入把握、透彻颖悟和生动升华的一系列精神符号及其符号本身的生命意义。它隐含着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原始记忆（神话、仪式）、原生语言（母语的形成）及思维的始基状态（诗性思维的萌芽），同时又凝聚了一个民族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高度抽象化与个性化的才情和智性；诗性集中表现着一个民族情感力量的最大深度和智慧生命的最后高度。总之，诗性使人更深刻地触摸和贴近自然母体的本真，从而切实感悟生命亘古的源泉，诗性又让人更自觉地发挥人自身的主观创造力，不断开掘、拓进并抵达人类文明可能的新领域，以及人的精神生命的新境界。 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的著名学者格奥尔格·哈曼曾强调指出：诗是“人类的母语”［4］。进而，我们认为诗发源于人类的母语，没有母语，无所谓一个民族的诗。这两种认识基于对母语诗性的认同，而这种母语诗性首先是对其诗的形式及其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与精神取向上达到的共识。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种内涵去理解“诗的形式”：其一，从广义理解，是母语形成之初自由无稽的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这是“诗的形式”的内结构，是判断和区分诗的民族特性的内在标准，在诗的形式要素中起着主导和支配性作用；其二，从狭义理解，是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意辞合一、易记易诵的外在话语形式，它是人们认定狭义之诗的外在标志和载体，是母语生长过程中人们按照“快乐原则”营构的语言艺术形式规范。如彝族古体诗的五言、七言及押韵（押音、押字）等形式要求。 彝族民间口头传统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这悠久富厚的口头传统除了少量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外，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例的民间口承遗产均以“诗的形式”传承着、传播着。一切有关天地演变、物种起源、族群迁徙、部落争战、英雄神话、宗教信仰、情爱故事等等记录和反映民族重大历史遭际、文化命运、社会规范的民族文化内容无不以诗的形式得到严格的承传，并通过诗的创造性本质和未来性启示的全面发挥，使这一口头传统永远充满生机、充满对未来的无限吁求。正如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5］ 我们认为，彝族民间浩繁的口承遗产虽无具体的诗人和历史家可寻，但这些文化遗产已兼有亚里斯多德所揭示的历史学与诗学的本质，同时描述“已发生的事”和“可能发生的事”。从而完成了整个彝民族历史叙事的诗化进程，进一步从意识根基，认知方式上孕育着、缔造着这个民族、这一文化的诗性特质。《勒俄》、《玛牧》、《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阿惹妞》、《阿诗玛》、《阿嫫尼惹》、《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创世志》等均是这种诗史合一、相得益彰之口承遗产中的典范之作，甚至还有大量的毕摩典籍和古典诗文论，如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布麦阿纽的《论彝诗体例》这样的书面理论典籍都采取“以诗论诗”的方式完成［6］。可见“诗的形式”成为彝族人记录自身的心路历程、精神走向、甚至文明进程的第一方式，已经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这一“诗的形式”在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和时代演进后，在淘滤与被淘滤、筛选与被筛选过程中，逐渐生长成一棵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民族民间口承文化之常青树。犹如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所描述的囊括了一切空间与时间，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命之树——关于伊格德拉西树（Tree Igdrasi1）一样，这棵常青树既是彝族古老的口承文明的源头，又是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骨架和意识血脉，同时，还是彝族人独特的文化智慧、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及生存精神本身的外化方式和直接载体。这棵常青树历史性地成为彝族人母语形成之后几千年来的口头传统内因与外因合力，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文化传承和文明传递中的价值核心和精神要素，使口头传承之文化行为本来地带上了一种对外界和对未来的辐射力和穿透性。这也就是口头传统之所以能穿越时空而对彝族当代文学创作乃至当代彝族文化建设与发展会产生深层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