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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神话学的透视力 从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看，新神话主义的作者们往往既是小说家，又是不挂名的比较神话学家。像艾略特、乔伊思、加西亚·马尔克斯、托尔金、罗琳、丹·布朗等，都是如此。比较神话学的丰富知识贮备让他们的文学想象如虎添翼。如歌德所说，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我们可以发挥说：只知道一种神话的人，其实什么神话也不懂。比较神话学的视野可以将单个的神话故事还原到神话世界的整体系谱之中，从而给出具有透视效果的深层认识。这对于重述神话的作者和研究者来说，就如同获得了猫头鹰穿透黑暗的犀利目光，又如同精神分析学家掌握了解读梦幻象征的密码本。《达·芬奇密码》怎样运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比较神话学和符号学知识，达成小说的悬疑解谜效果，每个读者大都已有切身的体会。但是这样的知识储备需要长久的学习积累，不可能像天启那样，一蹴而就。缺乏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作者，往往在驰骋想象力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也无法给作品注入足够深厚的文化含量。 举例而言，假如我们要重述中国古代的后羿神话，可以从比较神话学的透视中得知：神话的英雄射手往往自己就是太阳神的化身。不仅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以弓箭为象征，非洲部落神话中的伟大射手也是日神化身。原因在于，神话思维把光线类比理解为太阳神射出的万道光箭。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的“射线”一词就是这种神话思维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化石。而象形的汉字“羿”的字形中就包含着自身的原型——两只并列的箭，据此不难恢复后羿作为太阳神的原初身份。结合《天问》中“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的记载，还可追溯到羿的太阳神血统来自东夷人的至上神帝俊。[15] 借助于比较视野获得的这种透视力，再造后羿神话就有了悬疑解谜的布局基础，可以写出立体的象征对应效果。如果能够直接参照剑桥大学毕业的人类学家、比较神话学家贾科塔·霍克斯的名著作《人与太阳》[16]提供的透视力及丰富素材，或者参照日本比较神话学家山田仁史的论文《太阳的射手》(1996)、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的《从黑龙江到台湾：射太阳神话比较研究》[17]、中国学者萧兵的大著《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在世界四大洲的数十个民族中广泛流传同类的射日神话。以此为鉴，当代作家重述后羿神话的知识准备可以说相当优越。 然而，叶兆言的重述神话作品《后羿》，不能从比较神话学方面获得穿透性的认识，只好沿用当代作家面对历史题材所惯用的“戏说”路子，把后羿再造为远古西戎国一个阉割未净，仍然保留性能力的阉人，把后羿与嫦娥的关系再造为母子乱伦的关系，使得整个“重述”走到“性而上”的方向。下面就是书中描绘的滑稽场景： 羿孩子气地告诉嫦娥，他要娶她，因为儿子是不能娶母亲的，所以嫦娥就不应该是他的母亲。 嫦娥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说：“你竟然想要娶我?” 羿一本正经地说：“我已经娶了你了。” 嫦娥笑了起来，她知道羿是个阉人，在那方面也许永远也不会开窍： “是吗?你都已经娶了我了，我怎么不知道?”[18] 无庸讳言，中国当代重述神话的这种非学术的戏说倾向是与国际的新神话主义潮流相背离的。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而作品的文化含量也无法同乔伊思、托尔金、丹·布朗等学者型作家的作品相提并论。 再比如，我们要重述华夏共祖黄帝有熊氏的神话，或者是鲧、禹化熊的神话，那就首先要理解熊这种猛兽在比较神话学视野中的象征意蕴。由此不难发现，古老的熊图腾崇拜及仪式行为，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具有根本的性质。俄罗斯著名的神话学家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就介绍过如下一种惊人观点：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起源于熊图腾祭祀仪式。“如果说史·奥特朗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从整体上论证了希腊史诗源于宗教仪式，那么其他几位新神话派信徒则指出史诗中的一些人物及情节直接取自于宗教仪式。例如，米罗在分析希腊英雄的偶像之后得出结论，称阿喀琉斯和奥德赛就是那些死而复生的神灵，或者是希腊水手中的圣者，而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故事情节恰恰是人们在春天举行的庆祝通航仪式的写照。斯盖尔别特勒则认为《奥德赛》的基本故事情节源于祭祀睡熊的仪式。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荷马的《奥德赛》究竟是怎样和熊图腾仪式发生关联的，熊图腾信仰为什么把熊视为生命再生的象征?梅列金斯基没有展开详述，我们在美国批评家赖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的《荷马史诗中的民间故事、小说和传奇》(加州大学出版社1946)一书中，可以找到满意答案。卡彭特连同他的大著至今还不为我国学界所知。西方文学的开端之作荷马史诗如何受到熊图腾神话的影响，当然也不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大学教授们关注。这应该说是文学研究界运用图腾批评的一个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