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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类学：从“蒙昧主义”到“原始”幻象的揭破 弄清学术话语中的“文明/野蛮”（蒙昧）对立模式的系谱，有必要简略回顾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由于人类学一开始就被认定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可以说没有知识界对“原始”的关注就没有人类学这门学科。罗伯特.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就说：“人类学几乎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继承了原始社会资料这一宝贵财富的。或者说，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是由于其它社会学科都忽视了它们。在19世纪末，现代学术分科在英国和欧洲的大学中开始形成时，社会科学家只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北美的社会上；经济学家集中于市场结构中的价格运动；历史学家埋头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社会学家专注于工业化社会和城市。人类学将这些学科排斥的东西统统包括在自己的领域中。先行的研究者只是一些古董爱好者，古董收集者，或研究印第安人的学生。”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人类学者通过田野作业而改变文化认同的过程，“原始”逐渐从贬义转变成了褒义。文明人从这面镜子里反观到自己社会以前未曾发觉的缺陷。欣赏“原始”有时成为疗治文明缺陷的必须。用莫菲的话说：“对原始社会的逐渐了解也是一个审美过程。每个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就象每件艺术品都有其独到之处一样。那些在地球某一角落与世隔绝的小社会激起了我们对已经失去的某些东西的怀念。” 比如，一些激进的人类学家从弱势文化的立场出发，反叛西方科学霸权的宰制。认为“科学是资本的机器，为使知识重新为人类服务必须将这架机器捣毁。” 人类学家沃尔夫号召人类学者加入嬉皮士队伍，与黑人、第三世界批评家结为联盟，反抗科学技术的控制。又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一位博士生卡斯塔内达，为了学习雅基印第安人的药用植物知识，拜当地部落的巫师唐.璜为精神导师，干脆放弃了西方理性的立场和观点，认同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原始思维”方式，反过来教育西方人如何效法自己的身份转换。他现身说法的自述之书畅销不衰，在人类学阵营内部也引发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 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的马文.哈里斯在他的《文化唯物主义》中辟有一章“蒙昧主义”，把这种胆敢冒犯西方理性权威，反对科学崇拜的人被视为“新的蒙昧主义”。他认为蒙昧主义者否认科学研究的原则适用于研究趋异的和趋同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对所有的现存的科学理论表示怀疑。不过，他也意识到： 所有的非科学的策略不一定都是蒙昧主义的。就象我以前说过的，存在着一些通过科学研究是无法取得的经验和知识的领域。神秘主义者和圣徒的入迷，吸毒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艺术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审美洞察力，当然不会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原则上就是蒙昧主义的。只有在以非科学的手段获得的知识被有意地用于对适合于科学探讨领域中的科学知识的正确性加以怀疑的时候，才会出现蒙昧主义问题。换言之，蒙昧主义的研究策略必然是反科学的而不仅仅是非科学的。 在普通情况下，蒙昧主义具有社会运动的许多特征。在星相学、巫术、救世论、颓废派、原教旨主义、个人崇拜、民族主义、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和其他数以百计的思想模式——崇尚通过灵感、启示、直觉、信仰或符咒得到的知识，而反对遵从科学研究的原则所得出的知识——的主位因素中，蒙昧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追溯人类学中蒙昧主义的思想根源，哈里斯把20世纪哲学变革的主要流派现象学看成是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科学中的当代蒙昧主义态度的最旺盛的源泉之一是现象学，即埃德蒙德.胡塞尔所创建的新康德哲学。”人类学受现象学影响，接受主位研究法，从主观上去理解土著如何思维。哈里斯专注于这个认识论的问题，挑起有关人类学方法论的争论。他认为，“在现象学的研究策略中，真理的社会性有着深刻的蒙昧主义的含义。因为现象学把社会行动等同于心理现象和行为现象的主位成分，因此就否认了客位的行为事件和心理事件的可知性。” 从这种角度看，像统治阶级、资本主义之类，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只不过是主位的词语制造。哈里斯指出，卡斯塔内达的所谓雅基印第安人萨满唐.璜的生活经历的书，例示了现象学蒙昧主义的后果。而卡斯塔内达在加州大学的老师哈罗德.加芬克尔，正是现象学家舒茨的门生。卡斯塔内达参与印第安民族文化中最富于异族情调的方面——巫师和萨满团体的活动和思想。他叙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从“内心”来讲述他的故事。处心积虑地让主位成分和他自己的主观感觉来主宰叙述。用我们熟悉的话说，那就是现身说法。 学界对卡斯塔内达的主要疑问是：雅基印第安人萨满唐.璜这个人是否存在？是不是虚构出来的？卡斯塔内达的博士论文评委会就提出这种质疑。有人辩护说：哪一种文本不是虚构？如文学批评家苏克尼克就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视为故事。而且故事“既不真也不假，只是具有说服力的或者是非现实的”。哈里斯认为，这是由禅宗、死者箴言书、巫术知识、苏菲派教义、各种东方和西方的神秘传统、荣格的沉思默想、威廉.赖克和卡斯塔内达同等唤起的伟大启示：所有关于现实的说法都有虚构的性质。有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有记者的故事和历史学家的故事，有哲学家的故事和科学家的故事。我们共同的世界只是一种描述，现实是想象出来的。哈里斯的结论是，蒙昧主义的这种主张无异于智力自杀。它会使我们回到了费耶阿本德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那里。 与哈里斯的思路形成对照的是英国人类学家亚当.库伯，他的《发明原始社会》这部重要的学科史反思著作的主要贡献是，把曾经为人类学和整个知识界认做“科学理论”的“原始社会”说还原到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系谱中，揭示其基本观念的虚构性和非科学性。该书副标题甚至使用了“一个幻象（illusion）的变迁”这样尖锐的措辞。亚当.库伯在书中小心翼翼地梳理了有关原始社会理论的三大概念支柱——图腾、母权制和乱婚，揭示这些概念的有效性如何在20世纪的人类学广泛田野实证中被充分证伪，与之相关的诸假说如何被后来的研究一一抛弃。 亚当.库伯把他的大著结论部分题为“没有‘原始’的人类学”，的确是意味深长的。其中写道：“倘若原始社会的观念被最终拒绝，社会人类学会不会随之消失？也许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社会人类学正在改换研究对象。它不再是关于原始人的，也不再是特别关注或必须关注他者的。更加令人吃惊的是，也许它不再把社会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今日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主流已经 放弃原始社会，随之放弃了社会本身。转而去拥抱人类学的第二传统，即文化人类学。” 亚当.库伯对人类学传统的批判使我们想起前辈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他在1929年就写了一本题为《我们文明吗？》（Are We Civilized?）的书，吕叔湘先生在1932年把它译为《文明与野蛮》。该书以破除文明人的自大狂为宗旨，特别揭示出“文明中的野蛮”和“野蛮中的文明”，十分发人深省。比如第23章讲到原始社会人际关系中非暴力的一面，引用丹麦传教士的话： 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格林兰人）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象忘记自己是人了。 面对此情此竟景，每一个自以为是文明人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吧？尤其是当社会学家鲍曼那振聋发聩的大著《现代性与大屠杀》发表之后，所谓“现代文明”幌子背后的极度野蛮之真相，已经昭然于天下。这足以启发我们顺着天才的英国讽刺文学大师笛福的思路去思考：在鲁滨逊和星期五两人之间，究竟哪一个更文明，哪一个更野蛮？ 综上所述，既然“原始社会”是早期人类学的一种“发明”，西方文明对野蛮人的建构也就该告一段落了；既然当年炮制出“文明/野蛮”的对立模式的人类学，如今已经成为“没有原始”即没有“野蛮”的人类学，那么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话语中是否还要延续已经过时的“文/野”划分的旧思路呢？联系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思维与理性思维没有本质区别的强调，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人类学自身的学科清算难道不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反思和清算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