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相联，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两个重要元素：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理念或信仰、有效表达这些理念与信仰所必需的技艺。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形象及其所使用的工具或设备。文化传统的传承需要这枚硬币的两面——物质与非物质的持久共存。 文化的传承包括有意识的教学和学徒对师傅技艺的静态观察两种，后一种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尝试与错误。总的来说，这种曲折的学习、实践及传承过程印证了法国人类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提出的“习得”的概念，即社区中的成员从先辈那里吸收并实践某种规范，并在其一生之中遵循这种规范，这个过程带有个人色彩或是融入了个人策略，但社区成员间仍能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对于维持社区生活是必要的。 “非遗”与物质载体 非物质与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社会学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被保存下来，其蕴涵的理念或价值观就必须为受众接受或具有一定感召力，而且受众能领会其象征意义。此外，儿童或学徒还要有机会并愿意学习相关技艺。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一方面，木头、纸张或黏土等必要的物质载体必须为艺术家们所用才能体现其价值，一旦物质载体的来源枯竭，其价格超过艺术家的承受能力，艺术家就不得不停止创作或寻找其他载体。另一方面，只有当作品拥有足够的市场，艺术家的生存得到保障时，手工艺传统才能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者、赞助方和市场是“非遗”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遗产的物质方面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并被使用和交换。 艺术家能否通过物质载体成功表达出非物质文化的内涵，取决于受众是否能够辨认出他描绘的对象，对其蕴涵的理念、信仰、或象征意义是否有所了解。中国传统艺术主要依靠一种在汉族文化中广泛共享的视觉语言来表达观念、愿望或期许，使用的是一种为大众所熟知的象征体系，如桃子、牡丹、葫芦、竹子等，还使用鱼、莲花、瓶子等同音异义词来表达富裕和平安。京剧能很好地体现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联。京剧剧目从著名的中国小说演变而来，并为玩偶和木刻版画提供了创作题材。同样，物质载体的材质也影响艺术家对理念或信仰的表达，不同的载体在表现力方面有着巨大差异。 断裂与延续 经济和生态因素造成了各地（氏族部落与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性。澳大利亚民间艺术的独特性表现在艺术题材上，即以身体彩绘为常见媒介，具有与神话传说相关的象征意义，中国民间艺术的差异性则表现在手工艺生产中的不同技艺方面。 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曾因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干预而断裂。澳大利亚原住民社会自1788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在19世纪的大屠杀中幸存的原住民后来都被雇佣到养牛牧场，或者被迁移到基督教教区和政府定居点，其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破坏而不断弱化，甚至被欧洲理念和价值观取代。殖民政府机构认为原住民文化是整合殖民社会下层民众的障碍，便实施一系列政策。其中的一项政策是隔离儿童与父辈，将儿童送到封闭的寄宿学校，避免他们接受传统语言与文化。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导致澳大利亚地区原住民大部分传统艺术和仪式的消失。但许多原住民也指出，他们保留了原住民社会的核心——互助与广泛的亲属网络。此外传统原住民艺术品贸易启发了许多原住民艺术家，他们将澳大利亚中部及东部的传统元素加入自己的作品中，将其作为原住民文化复兴的一部分。 杰夫·博达（Geoff Bardon）是促使澳大利亚中部艺术商业化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了使殖民官员理解当代原住民艺术，博达给每个作品配上了简单的注解和神话故事，这些注解和故事对殖民官员欣赏绘画以及理解当地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画作是原住民文化价值的标志。 重提传统题材 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同样令人担忧，没有人向购买者解释传统图样的含义。虽然手工纺织品的价值不断提升，但传统图样背后复杂的文化价值很少有人关心。陈列着一排排衣服的售卖展示型店铺同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家族印刷作坊形成鲜明对比。文化财产商业化又引发了许多原住民艺术所有权与版权的问题：图样的所有权、生产许可和理念的所有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物质载体、物质材料及其社会网络中的意义表达。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中国农村地区的商业化艺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间艺术品提供了一种对土地的归属感，一种同遥远过去的承续感，吸引生活在城市的原住民艺术家追溯他们的过去。中国的传统艺术包括古典文化，同可口可乐和肯德基文化的侵袭站在对立面。南京云锦锦缎研究所的艺术家们将传统题材融入到作品中，例如四个动物代表四个主方向。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表现富足、富贵、仕途等的传统题材也重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作者单位：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译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