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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难谣言是灾后恐慌的表现 1976年，地震之后的唐山一度滋生大批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什么神灵”、“国家事先知道震情，怕引起混乱故隐瞒了实情”、“外国专家事先测出来了，但我国不相信没有发出预报”、“地震以后要发大水，唐山市要下陷，或成为汪洋大海”之类，尽管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曾引发唐山以及周边地区的极度恐慌。 历史总是以一种相似的结构不断重演，同样，谣言也在以一种相似的结构不断重述，正如法国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所指出的，“谣言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事件而现实化的结果”。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全力投入了抢险救灾，旁观者可以通过各种新闻传媒，宏观、清晰地了解整个救灾进程，可是，处身灾难漩涡之中的灾民们，却由于通讯中断、信息闭塞，以及对于次生灾难的恐惧，依旧生活在各种可能性灾难的威胁之中，这种不稳定的灾难情绪再度激发了各种谣言的兴起。 地震重灾区绵竹市市委书记蒋国华说，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少数人的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谣言四起。我查了些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资料，好像大灾以后谣言都不可避免。比如说洪水来了，在汉旺，我从没见过那个恐慌场面，老百姓喊着往外面跑，一个记者开始就往汽车上跳，好像那个水要淹到颈子了。我说你们看到水在哪里嘛？你们跑什么嘛”。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奥氏列出的谣言强度公式为“R～i×a”。R为谣言传播的广度，i为谣言内容对于传播人群的重要性，a为谣言证据的含糊性。也就是说，越重要、越难求证的谣言，其传播的速度和强度越大。 灾后谣言的兴起契合了灾后民众对于不明朗信息的高度渴求。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有不断放大的趋势，当它放大到一个“能被相信的最大值”的时候，就会逐渐趋于稳定。5月15日上午10时过，成都某银行一位员工从防震部门的亲戚口中得知，成都当天还会有余震，于是，银行安保部通知大家撤离办公楼。11时，银行员工熊小姐电话通知了自己的父亲熊老师，声称将有较强余震发生，熊老师考虑到银行的信息应该可靠，马上向所在学校办公室主任做了汇报。学校于11时15分通知各教学组长，声称当天将有7级余震，各教学组长又将此事通知到所有老师。该校一位李姓老师马上电话通知女儿和母亲，慌乱中却把电话拔给了西南食品城。食品城负责人举棋不定，11时30分，电话向《成都商报》求证“7级余震”一事，该报记者追踪出以上传播路线。 从这则预报谣言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从“余震”到“较强余震”再到“7级余震”，灾难程度不断被放大，但当它放大到一个极值点的时候，就不再放大了。也就是说，7级余震是这一谣言能被相信的最高灾难程度，此后，谣言将会逐渐趋于稳定。 稳定的灾难谣言都有相似的形态结构。依据形态差别，我们可以把谣言分为预报谣言、灾情谣言、灵异谣言、问责谣言四类，每一类都可以归纳出一个相对固定的谣言公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