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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隐忧 在形式化的大背景下，在这块文化生态丰富多样的国土上，被不同程度形式化、空壳化的“非遗”还有着被标准化、单一化和乌托邦化的隐忧。 众所周知，中国的端午节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湖北秭归、湖南汨罗、湖北黄石和江苏苏州四地联合申报的结果。之所以要这四地联合申报，在国家层面看重的就是四地有着差异性的端午节的典型性。秭归是屈原的诞生地，汨罗是他殉国之地。两地端午节紧紧与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捆绑在一起自然而然，合情合理。苏州是伍子胥曾生活的旧地，那里的端午节就天然与之联系在一起。 虽然都在湖北，黄石的端午节则与屈原关联不多。它的主色是持续四十天的原本有“厘头会”之称的神舟会。作为西塞山前道士!村的地方性庆典，神舟会主旨是通过净化、布施等手段，祈福、禳灾、驱瘟、除恶、祛病、求子、联谊。正是因为申报“非遗”，神舟会被定格为“官名”。不仅如此，在官民的合力下，原本在神舟正仓的“(送子)娘娘”将正位让给了屈原，而退居神舟后仓。在二○○五年以来当地的官方叙事中，祈祷丰收、健康、村庄安宁的神舟会被言语化为悼念屈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端午节。 其实，形式化本来就直接指向的是标准与标准化。不符合某些基本的条件—也就是标准，再有特色的文化事象也只能在“非遗”这个条框的明确体系之外。如果再有诸如“爱国”、“传统”这样被盗用的“大词”作为虎旗，越来越同一的标准化“非遗”也就不远了。 当然，无论是形式化还是标准化，都不是“非遗”运动的全部。何况，从管理、操作层面而言，形式化与标准化有着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便捷性。但是，谁的“非遗”、谁的多样性应该是“非遗”运动中须时时诘问和警醒的问题。究竟是谁赋予了我们将“非遗”非遗化的权力?我们究竟在向被命名为“非遗”的东西索取什么? 晋升到高一级的“非遗”名录中的文化越来越多，保护、传播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冠之以“非遗”名目的展览、汇演也越来越多。可这似乎并不能验证我国民俗文艺的繁荣，海外文化主动将我们当下的文艺请进去的事儿更是寥若晨星。 无独有偶，在偌大的中国，生态环境事实上亦是在各方都有预见的语境中，按部就班地恶化，雾霾就是个中典型。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晚些时候，为了应对后续三天的重霾，北京市的中小学幼儿园都不得不放假了。肆虐地侵袭、腐蚀着肉身的霾，如此地步履轻盈，悄然无声。它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强大，所向披靡，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一个荒诞却“沁人心脾”的寓言。 将霾与“非遗”相提并论或者有些牵强，但一个指向人身，一个却关系人心。因为人，二者有了难分彼此的相关性。这或者是一个绝配的隐喻：霾与身，“非遗”与心。形式化与标准化就如同本意在于要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非遗”的雾霾。果真如此，如果不警惕萦绕在“非遗”周围的雾霾，那“非遗”运动同样有可能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成为梦魇、寓言。话又说转来，身心真的必须肩并肩、手拉手地同步前行，白头偕老?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霾中定稿 （本文原刊于《读书 》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