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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元杂剧往往利用屈死的鬼魂诉冤，将阴暗角落里的犯罪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给没有留下犯罪证据的坏人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结局。在《盆儿鬼》中，盆罐赵谋财害命，将杨国用杀死，又将其骨灰捏成瓦盆，杨国用的鬼魂在瓦盆中叮当作响向包公告状，包公当即判断：“果然有这等冤枉事！”在《神奴儿》中，在法庭上陷害嫂嫂的王腊梅一见到被自己勒死的神奴儿的鬼魂，便忙不迭地承认：“气杀伯伯的也是我来，混赖家私的也是我来，勒杀侄儿的也是我来。”在《朱砂担》中，杀人犯白正向被杀的王文用的鬼魂索要“证见”，鬼魂云：证见就是这滴水浮沤！于是白正被东岳太尉判“押赴丰都，受诸苦恼，永为饿鬼，以报王文用之仇。”如果在这样的戏剧中还求什么“人证物证”，那就是轻易地被文学和文学家捉弄了。 当然，虚构的文学往往反映出本质的真实。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所指出的： 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谍即可以借佛门作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20] “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需要一点力透纸背的功夫，不是轻易能做到的。从司法的角度解读文学，除了司法知识之外，还需要具备必要的古典文学鉴赏能力，尤其是戏剧小说的鉴赏能力，需要有文学史、戏剧史知识，当然还需要法制史常识和正常的逻辑判断能力。 著有《法律与文学》的美国著名法官波斯纳（Ricbard A. Posner）受到苏力先生的推崇。然而，这本书初版标题为：《法律与文学——一场误会》。10年后，当这本书再版时，副标题“一场误会”被删去，但书中“对法律与文学的许多基本判断没有什么变化”（苏力《法律与文学》代译序）。波斯纳指出：“法律和文学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和交叉的地方，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一样重要。”“我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这一分支深表怀疑，它有着柏拉图创立的说教的和道德化的文学批评学派——这一分支就是其在法学研究中的延伸——的所有缺点，而且它还有其它缺点。” [21]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录下波斯纳的话，与苏力先生和其他从事“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朋友们共勉。 附记：2005年秋冬之际，黄天骥教授、黄仕忠教授、徐忠明教授（中大法学院）和我，与05级博士生一起讨论苏力《窦娥的悲剧》一文，参加讨论的博士生有：彭恒礼、邓琪瑛、詹双晖、陈志勇、刘红娟、邹越、刘成春、刘根勤、长松纯子、小野夕子、关瑾华、王芳辉。本文吸取了那次讨论的成果，谨向上述老师和同学致谢。 注释： [1]《左传》，引自《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第1862页。 [2]《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6-37页。 [3]《窦娥冤》第二折，引自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本文所引《窦娥冤》及其它元杂剧作品，均用《全元戏曲》，以下不再注出。 [4]苏力：《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5]参王与《无冤录》，《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第681页。 [7]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页。 [8]《唐律疏义》卷二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72册，361页。本文引《唐律》及《疏义》均据同一版本，以下不再注出。顺便提及，苏文及其他一些朋友把《唐律疏义》错引作《唐律疏议》，应当改正。 [9]《元典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元刊本，齐鲁书社，史部第263册，第676页。本文引《元典章》均用同一版本，以下不再注出。 [10]应当指出，对于刑讯以外的审案手段，苏文并非没有完全注意到，例如文中提到“五听”，也提到元杂剧《救孝子》与《魔合罗》中，办案官吏都是从被告“眼中流泪”对案情发生怀疑。但为什么对桃杌滥施酷刑如此宽容，殊难理解。 [11]《周礼》，引自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版，第2766页。 [12]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424、425页。 [13]《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632页。 [14]《大元验尸记》，引自《元代法律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15]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6]仅据笔者在网上的初步搜索，直接将《窦娥冤》引入法学研究的论文，就有孔志国《不仅仅是法学的解读——我眼中的〈窦娥冤〉》、强世功《文学中的法律：安提戈涅、窦娥和鲍西亚——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检讨》、李家军《法律里的悲剧——从〈巴黎圣母院〉和〈窦娥冤〉谈起》（以上三篇见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左卫民、谢鸿飞《幽暗的事实与尴尬的法官》（中文方案文档站），这些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声称曾经受到朱苏力先生授课或论文的影响。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上有一篇署名曹伟平的文章，题目是《为“贪官”桃杌申冤》，虽未提及苏文及朱苏力先生，但从该文的主要观点（如说桃杌“刑讯逼供是无奈的选择”、“窦娥及其婆婆更有谋杀张父的动机”）和发布时间（2005年8月15日）来看，明显是受到了苏文的影响。 [17]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剧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18]苏力曾以此例说明这是传统司法中“人治”的表现，参《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19]苏力：《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1]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第7页。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