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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仪式”可以看作是目前一些学者提出的“经济地方主义”或者“文化地方主义”(economic or cultural regionalism)的一个反映，即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对地方文化和身份进行操作和塑建[28]。这些学者指出，1980年代后国内经济和财政的地方化导致了省级地方政府传统行政职能的变化[29]。随着中央政府更多的转向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省级地方政府从而增添了经济功能。但这种经济自治同时意味着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参与不同贸易系统、并发展区域优势以便和其他地区竞争的责任。 在这个打造区域优势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界定、发展甚至“发明”所谓的地方文化身份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品牌和形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尤其是缺乏资金、技术和市场的地区。在对“晋文化”、“海南文化”以及“黔文化”等现象的研究中，学者注意到这些省级地方政府把本省内不同的地方传统和民间文化进行整合，构建跨地方的、具有凝聚性和独特性的文化身份和形象[30]。虽然这些探讨集中在省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层次上，但研究表明，这种操作渗透于各级地方政府，尤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31]，而本文个案中版纳地方政府对傣历新年节的整合可以说是对此操作的又一个具体呈现。这种操作使得节庆空间中的官方话语和1980年代以前相比呈现出更为地方化、复杂化的表达，尤其是关于版纳的地方文化身份以及傣历新年节传统的表述。 比如，2000年后形成惯例的民族文化风情游演中，虽然如前文所示，这仍然是对长期以来的国家塑建话语的一种忠实演示，但与央视春晚或者北京奥运开幕式中出现的民族文化的表象不同，景洪本地街头的游演展示同时呈现一种地方化的叙述，游演队伍采用了“傣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组成形式。欢乐大家庭的视觉象征符号是以傣族为中心，其他少数民族团聚周围的方式出现的。游演中虽然有汉族参加者，但在这种语境中装扮为傣族或其他民族，汉族的文化表象缺场。在傣族占三分之一人口的版纳当地，这种地方化的官方叙述不仅使傣历新年节的地缘民族性得到强调，而且通过融合各族的游演形式使其成为统一整合的、区域性的文化品牌和身份标志[32]。 除此之外，2000年后的傣历新年节开幕式也成为一种表达版纳地方文化身份的官方仪式。虽然历年的开幕式都有中央以及省级政府的代表参加，但是在发展区域比较优势的视野下，近些年来的开幕式常常被当地政府同时策划为旅游节、艺术节、边贸旅游交易会等的开幕式。在这种双重功效的开幕式上，不仅东南亚湄公河地区的国家代表与来自中央以及省级政府的代表共同就座于观礼台上，版纳与东南亚湄公河地区的地缘、文化纽带也成为州领导开幕式发言中所突出的主题之一。傣历新年节被成功地演变为推动湄公河区域的经贸合作的“地方仪式”，而版纳的地方身份也在这种仪式中得到了一种新的表达。当然，如笔者在另文中论述的[33]，这种对地方性以及民族独特性的强调并非与其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定位或者国家塑建的话语相对立，而是一种多层次性的体现。在当地政府操作的傣历新年节空间中，国家及省级政府领导的出席延续了周总理留下的与民同乐的传统，叙述着国家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但同时跨国界的湄公河地缘文化传统也通过这种“地方仪式”界定着版纳的地方身份，尤其是版纳在这个经济合作区域中的领导地位，与其典型的边缘化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版纳当地政府对傣历新年节的官方整合并非把其演绎为如“天天泼水节”这样完全商业化的旅游产品，而是建立区域优势的一种资源和品牌。这也决定了除了80年代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以外，在这种地方文化品牌的构建中，为了提高品牌的吸引力，当地政府同时积极地对其民族独特性以及民间传统性进行阐释、包装和“发明”。 比如，1989年傣历新年节政府“恢复”了在澜沧江中放水灯的传统，而在最近的几年中，15日的泼水活动开始以前增加了由傣族波章主持的从江中取圣水的仪式，而且伴有演绎性的舞蹈表演。同时，节庆期间在《西双版纳报》上刊登的关于节庆传统的传说等，90年代后呈现多样化。比如， 1961年《西双版纳报》对周总理在版纳欢度泼水节进行报道时，加入了划龙舟的传说。传说讲述了一个穷人淹死了一个残暴的王子，为了“纪念这位使他们得到幸福的‘穷人’， 从此每过傣历年都要举行划龙船比赛”[34]。而30年后刊登的划龙舟的传说讲述了国王由于不满第七个女婿又丑又穷，设计陷害他。但是这个女婿得到了龙王的帮助，“恶人”被淹死，而女婿则从此脱去蝉的身形变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在这里，阶级斗争色彩在其中不再是主题，取而代之的则是善恶之争以及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变形”主题。这里的版本，以及同期上出现的放高升的传说的版本，都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流传于村寨的版本极为相似。同时，田野采访中两位傣族人明确指出的关于“泼水节”与“傣历新年节”叫法上的汉傣内外之别，也在此期上出现[35]。如果说“话语”不仅仅限于仪式表演的语言而且体现于仪式组织者构建的文本叙述中，包括电视节目报纸文章等[36]，那么，这些节庆传统文本叙述的变化则说明九十年代后地方政府的官方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民间话语的容纳。 因此，与“全能国家的时代”[37]相比，版纳当地政府对传统性的回归呈现着多重音调的风格，一方面体现了对傣历新年传统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重视和彰显[38]，并给予民间话语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把傣历新年节整合为“地方仪式”的过程中，这些仪式本身富有视觉效果、参与性和神秘性的表达也为傣历新年节增添了更多的展示观赏性和异文化的味道。类似于美国文化地理学者Timothy Oakes和加拿大建筑设计学者Anne-Marie Broudehoux (2004) 在论述全球资本主义和地方文化身份的关系时指出的，商业化并非使地方文化消失，而常常是一种兴奋剂(stimulant)。但是这种刺激表现于地方文化被重新塑形，使其对资本和消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