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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否对于文化的享用可以不加分辨，只采取某种简单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不加区别地对待呢？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化事象时从来都不是混淆在一起、以同等价值对待的。在我们文化的享用中，可能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费文化：许多文化事象不论它的来历如何、性质如何，都可以被我们利用和运用，因为有了这种利用和运用，所以，我们才吸纳一切与我们有利的文化事象。另外一种就是认同文化：有许多文化事象不仅具有利用的价值，还可以联系“我们”彼此的情感，密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它们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具有丰富的情感的附加值。举例来说，从１９１２年开始，由孙中山先生首倡，我们改用了公历，把我们的“年”降一格改称“春节”，把所谓旧历年的大年初一的“元旦”，移来称谓公历的一月一日。这项规定实施至今已近百年，然而，成效并不显著。我们说起“过年”，仍然指的是过春节，春节在人们心目里的地位要高得多，而且它的含义也深刻得多，浓重得多。它不仅仅是像新年一样的节日，同时还有一个感情的附加值，即认同的内涵。它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一种标志。区分享用的文化或称消费的文化和认同的文化，对于我们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传统的这种认同价值，对于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来说，就像水对于鱼儿、空气对于鸟儿一样，是自然而然、习焉不察的，只有当一个民族面临异文化的冲击，或者当一个人置身于另外的文化系统中，才会挖掘和体验这种潜在的价值，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列宁曾经在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中说过，一个共产党人无论走到哪里，即使在异国他乡，只要听到了《国际歌》，就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在我看来，这就是《国际歌》的认同功能。同样的，中华民族的子民，无论身处何方，即令是天涯海角，“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中秋节，到了春节，一定会在心灵深处升腾起爱国之心、恋乡之情，体验作为中华子民的一种情结和民族的认同感。 四 人的属性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民族的属性应该被看作是人的根本属性之一，民族的认同感不仅产生民族的凝聚力，而且也是萌发民族情感的重要基础。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我们发扬和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和需求。比如说，从明代以后我们对西方的天文学和西方的历法就有很好的学习和引进。在西方，由于地圆说和日心说的提出、望远镜的使用，导致天文观测的精度和历法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在中国，建立一种精确的历法一直是“奉天承运”的最高统治者的追求，因此，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西方天文学立刻受到朝野的欢迎，一时间引发了一个学习西方几何学和天文学的热潮。 吸纳外来文化和继承原有传统并不是矛盾的，二者所形成的张力对于创造新的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文化系统都有着鲜明的多元特点，在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里，这种多元特点，不仅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这一侧面，更有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尤为重要的侧面。例如在美国，印第安族群贡献了自己的印第安文化，波兰、墨西哥、玻多黎各等民族的后裔也做出了自己的文化贡献，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呈现出杂色的特点；而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则更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的融汇能力表现得特别强烈。一位古印度净饭王的王子所创立的佛教传入我国，走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演化成为中国化的佛教。这种已经彻底中国化了的、成为自身传统的宗教信仰自隋唐始，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共享性特点，可以被不同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所享用。正因为有了这种共享性特点，它才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重大意义，具有了世界意义。只有世界各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健康的发展；只有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广大民众都对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加以认真的保护，才有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