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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思路与出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的中国民俗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民俗学博客·丙安小屋20 乌丙安 参加讨论

    【提要】众所周知,近四年来,以中国政府为主导启动的、并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形成了热潮,产生了轰动效应。与此同时令学术界关注的是:这股热潮意外地激活了在低温状态中徘徊已久的中国民俗学,并使它迅速升温开始进入热门学科。面对这种鲜活的民俗文化复兴和民俗学振兴的大好局面,本文力求作出一些切合实际的思考,理出一条相对应或相适应的思路,共同步入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从而使民俗学的理论和应用有所创新,促使民俗学科的建设有所开拓,有所突破,创造各种条件使民俗学人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民俗学;思路;出路
    【作者简介】乌丙安(1929-)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原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辽宁沈阳 110042
    从2003年初国家文化部正式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始,到现在国务院批准公布了518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进入实施保护阶段为止,仅仅度过了四个年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已经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举世公认的热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紧锣密鼓的日益高涨的文化热力运动,却意外地启动了相对冷寂多年处于低温的中国民俗学;同时使几乎所有的民俗学人都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文化热力运动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民俗学者还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项民俗文化保护工程的实际工作,做出了颇为可观的显著成绩。
    面对这种令人特别关注的民俗文化科学环境的新动向,应该如何认识和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和策略?正是值得新世纪民俗学人认真探讨的实际问题。
    关于思路
    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个自然科学定律对当前中国民俗学所受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深刻影响做一些分析说明。
    目前,中国民俗学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的状态,几乎完全符合热力学的基本定律之一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本来是关于一切和热运动有关的理化过程在特定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内,具有不可逆性的科学总结。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两种表述,其中有一种很朴实的表述是克劳修斯在1850年提出的,所以科学界通常把这种表述方式称为克劳修斯表述,他在表述中指出:在自然条件下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或系统)向低温物体转移,而不能由低温物体自动向高温物体转移,也就是说在自然条件下,这个转变过程是不可逆的。如果用这个定律来仿真解说当前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传导现象时,也可以如是说:是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传导中,国际性强有力的文化战略、策略、举措和经验凝聚成的高温热量,必然或自然而然地传递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于低温状态的中国及其遭受冷落的中国民俗学;相反,鉴于以往若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及中国的民俗学要想自发地从低温状态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仅有的微弱热量传导给国际范围的强大热潮并做出贡献,那不仅是极为有限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和不可能的。按照自然定律所指出的:要使热量的传递方向倒转过来,使热量从低温物体传至高温物体,只有靠“消耗功”来实现。中国和中国民俗学必须依靠自己的人力、财力和强大的科学创新能力、卓绝的工作能力作为文化保护工程的“消耗功”来实现,也可以说,要为此而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经过近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证明,中国和中国民俗学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了,而且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效。
    民俗学冷冻期反思:让我们回顾一下上述在中国这种特有的民俗文化科学的发展动向。原来我们所认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民俗学的复苏,其实只是一个民俗学人自我陶醉和自我安慰的谀美之词,因为,在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间,全民族的民俗文化遭遇的是逐步升级的破坏、打压直至禁绝;传统的民俗学科也已经被禁锢成像钟敬文先生所说的“绝学”。我在197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从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算起,到现在整整一百年了。这百年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化、古老风俗传统的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我国民俗学活动却悲剧性地被中断了将近四十个年头。从‘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中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活动,被许多可以理解的政治的、历史的因素所抛弃。而建国以来三十年当中发展起来的部分民族学研究和民间文艺活动,又被林彪和‘四人帮’所洗劫,伤势之重,惨不忍言。”①今天经过反思,我仍然认为这个论断并不过分,只是在改革开放前夕我的表述在认知上显然还很幼稚可笑。民俗学和民俗文化活动被政治的和历史的因素抛弃了四十年,并不都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有相当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可理解的或令人无法理解的。“文革”期间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活动的绞杀,又怎能仅仅理解为几个政治符号人物的罪咎。1980年3月我在大学讲堂上首开民俗学课时,还曾经把这种民俗学活动中断几十年的惨淡现象美誉曰“民俗学的休眠期”。但是,无论如何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极其严酷的濒临绝境的冰冻期,这是毋庸讳言的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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