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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洛阳伽蓝记》的两种英译本 20世纪60年代，詹纳尔在杰出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 Hawkes）的指导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洛阳伽蓝记》，其博士论文第2部分即为全书的英译。这篇论文后经修订，于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追忆洛阳：杨衒之与失落的古都》，《洛阳伽蓝记》英译编入书中第2部分。1978年，王伊同在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的资助下，着手翻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 2006：135），终于在1984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重版的汉英对照版，即杨衒之 2007）。王伊同1914年生于江苏江阴，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留学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被公认为南北朝史专家（参见沈俊鸿 2012）。 这两种译本出版时间仅相隔3年，但翻译质量和风格却颇为不同。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詹纳尔的译文质量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译本中有相当数量的误读和缺陷”，“詹纳尔时常采用缩写、重组等压缩式翻译的手法”，“因而译文失去了很多原作的味道”。美国汉学家鲍菊隐（J. M. Boltz）指出，王译本“注释细致”，“总体上比詹纳尔的译本更倾向于直译，但笨拙的译文和有问题的注释却不多”，因此“这两个译本是互补的”（Boltz 1986：411-412）。曹虹（2007：21）也指出，詹纳尔译本仅仅“施以简注”，而王译本对书中的专有名词“除了音译、意译，并附加中文以便对照”，且“注释也详于詹纳尔的译本”，还吸取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因而“在传递原书结构与意蕴上也更趋精细”。以下举例说明两者在翻译质量和风格上的差异。 原文：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杨衒之 2007：14） 詹译：South again was the Imperial Academy whose hall contained a picture of Confucius flanked by Yen Yuan asking about goodness and Tzu-lu inquiring about government.（Jenner 1981: 147） 王译：South of the Si-tu fu was 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 (Guo-zi xue-tang), which contained [three] statues -- Confucius in the center, flanked on one side by Yan-yuan [514-483 B.C., 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551-479 B.C.], inquir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good-heartedness, and on the other side by Zi-lu [543-480 B.C., another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 asking about government.（Yang 2007：15） 由上例可见，与詹译本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译本有注重音译法、注释力求细致详尽、译文力求完整精确三个特点，如把“司徒府”音译为“Si-tu fu”，把“国子学”意译为“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回译：“贵族子弟学堂”），并辅以音译“Guo-zi xue-tang”；对颜渊和子路的身份即“孔子爱徒”（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生卒年加注说明，充分顾及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力。王伊同（Wang 1984: xiv）在“译者序”中指出，他在翻译《洛阳伽蓝记》时充分汲取了陈寅恪、范祥雍、周祖谟、周一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助于确保译文的准确。例如，鉴于南北朝时期文庙供奉的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画像，把“孔丘像”准确译为“statue”，而詹译“a picture of Confucius”则为误译。鲍菊隐（Boltz 1986：412）指出，王译本是在“参考了当时译者能找到的所有的《洛阳伽蓝记》评注版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译文准确性远胜詹译本。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 Brook）也认为，王译本“细致严密，令人钦佩，其体现的译者的学术水平可与作者比肩”，“尽管它也有局限性”，如“偶尔出现误读误译”，但因其“细致详尽的注释”，王译本应被视为《洛阳伽蓝记》的“标准英译本”；詹纳尔注重的是“历史问题”，王伊同关注的则是“文本本身及其语言的问题”，因此詹译本“对南北朝史研究者更有用”，王译本“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可或缺”（Brook 1985：835-836）。一位匿名评论人也认为，王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所做的“详尽无遗的细致研究，必将成为《洛阳伽蓝记》的一项权威研究”（Anonymous 1986：165）。 综上，与“施以简注”、译文不很充分准确的詹译本相比，王译本是用于考察民俗文化英译的更准确可靠的译本。本文重点分析王译本中的民俗事象翻译策略。 四、“互补共生”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异化是译者用于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基本翻译策略，也是一种常用的文化翻译分析工具。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一文中提出，翻译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第一种方法被称为“alienating”（异化），第二种被称为“naturalizing”（归化）。施莱尔马赫承认两者各有优劣，但他推崇的是异化译法，并且指出译者“必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然后从一而终地走到底”（转引自Lefevere 1977：74）。美国学者韦努蒂进一步阐明了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这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充分于外国文本”，因此译者要么选用归化译法，即“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centric），让外国文本顺从于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把作者带到家里来”；要么采用异化译法，即“抱着偏离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deviant），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压力，把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表达出来，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 1995：20）。韦努蒂（Venuti 1995：20-21）进而指出：“长期以来，英美文化被提倡流畅译文的归化翻译理论所主导”，而“异化翻译力图抑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因此在今天是一种很可取的翻译方法，是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文化干预的一种策略。” 韦努蒂提倡的“阻抗式”异化翻译是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提出的，有着他自己的文化意图，即利用异化翻译去抵抗他所谓的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Venuti 1995：20）。然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目的和翻译动机，未必认同韦努蒂的文化意图，也即未必就会选择异化翻译的道路从一而终地走到底。再者，这两种翻译策略其实各有利弊：归化翻译降低了译本传播的阻力，却抹掉了原作的异域情调；异化翻译保留了原作的原汁原味，却降低了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使译作传播受阻。汪宝荣如此阐明两者存在的一种“互补共生”关系： 归化与异化翻译途径迥异，手段不同，译本效果各有利弊，难分高下，因而在翻译过程和产品（译本）中两者总是而且也应该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确保译本的高品质；译者在同一译本中可能偏重一种翻译策略，但绝非“从一而终”，而是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所谓“互补”（complementarity），是指这两种译法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以收扬长避短之效；所谓“共生”（symbiosis），是指它们互为依存，互利互惠，犹如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利益相关，休戚与共。（汪宝荣2004：40） 本文把归化、异化概念用作译文分析工具，即是以这种“互补共生”的辩证观为原则。以下基于若干实例具体分析王译本对四类民俗事象采用的翻译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