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居住在云南南部及祖国西南邻国一带的哈尼族，尽管有人认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云南红河流域土著居民”（注：孙官生《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哈尼族研究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但哈尼族大量的民间文学、民间“亡灵返祖”路线和地点、民间普遍存在的“北方情结”（注：见另文《哈尼族的“北方情结”》。）等表明，哈尼族是北来民族（注：关于哈尼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说法。近来主要有孙官生的土著说，毛佑全等的的北来说，史军超的二元说三种观点。史学界倾向于北来说。）。他们的祖先生活在遥远的北方，属氐羌族群，居住在青藏高原。据汉文史籍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时，一部分羌人逐渐往南迁移，进入四川西南部，《尚书·禹贡》所载的“和夷”，可能是哈尼族先民的名称。他们居住在大渡河畔，属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后来，逐渐南移到安宁河流域，这大约就是哈尼族迁徙史诗和传说中说的“努马阿美”地方。这时，母系社会开始向父系社会过渡。大约相当于秦汉时期，“和夷”继续南迁，进入云南，主要部分居住于今滇西洱海之滨，复又迁到“谷哈”地方即今滇池畔。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明确，父系制逐步取代母系制。至汉晋之时，出现了“父子连名制”，标志着父系社会的建立。在滇中居数百年，隋唐时，哈尼族再往南迁，在“石七”（今石屏县）稍事停留，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定居至今。此间，哈尼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内部分化加剧，分化出来的人继续往南开发，占居了云南边境地区，有的甚至越过国界进入外国，最远的到达泰国。（注：关于哈尼族历史情形，请参看民族出版社《哈尼族》，云南人民出版社《哈尼族简史》等书。）有的学者根据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和有关资料画出一条哈尼族的迁徙路线——“由青海省扎陵湖、鄂陵湖，到巴颜喀拉山口两河源出地区，到青海、川西北高原榫合部，再南下雅江、安宁河流域，而后西向迳入洱海滨岸，又向东抵滇池岸盆地，折西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下段地区”。（注：史军超《民族的史诗——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刍议》，《云南文史论丛》，1987年第3期。） 我之所以从哈尼族的历史和迁徙路线谈起，是想说明哈尼族神话产生的历史背景。试想，从青藏高原到川西高原再到云南高原，距离多么遥远、道路多么险峻。从考古获得的大量资料来分析，这一路的崇山峻岭中峭壁挺立、深谷遍布，上有冰天雪地，下有飞流急湍，莽莽森林中猛禽怪兽无数，艰难险阻不计，身在旅途，随时都可能遇上灭顶之灾。《贝玛吃了文字》可以看作与自然逆境战斗的形象记录—— 手持字书的贝玛走到河中间时，三个波浪神来与他争夺字书。为了腾出手来跟波浪神战斗，贝玛用嘴咬住字书。打到第8架时，贝玛力不从心。波浪神的手将够着字书。贝玛急，“咕噜”一声把字书吃进肚里——虽然字书没被夺走，可哈尼从此失去了文字。（注：《先祖的脚印》第二节，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下文所引神话，不注明出处的均出于此书。） 这里的波浪神即是无数敌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据史军超说，哈尼族神话中各式恶神和精灵就是自然环境给哈尼造成的威胁的思想反映。（注：见《哈尼族文化精神论》，李子贤、李斯博主编《首届哈尼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1月第1版，云南民族出版社。）我们要明确的是，哈尼先民以氏族公社时期的认识水平和生活能力去面对这样险恶的环境，会经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战斗，需要怎样的勇气和代价，才能克敌制胜！并且还要明确，这种迁徙是扶老携幼、背粮赶畜的举族大迁徙，其困难更增数等。尽管如此，哈尼先民表现出难以比拟的勇猛顽强精神，通过几十代人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通常都与崇高相联，就像藏、彝等民族的神话故事那样。但哈尼族的神话故事却不如此。在《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哈尼族神话传说故事》、《哈尼族民间故事》等书中，除《补天的兄妹俩》（又名《兄妹补天》）、《阿扎》、《尝新先喂狗》、《英雄玛麦》等少数几篇外，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优美形态。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仅此一点，哈尼族神话也值得我们研究。 二 我曾在《论哈尼族神话的崇高美》（注：载《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与宣淑君合作）中说：“哈尼族最初的神话和传说是呈崇高形态的”，“哈尼族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并且生活在山青水秀、衣食富足的地方之后”，神话和传说的崇高形态开始逐渐向优美转化，“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即哈尼族开始在六诏山和哀牢山区建立封建领主制度之时。”我现在仍持此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我认为哀牢山区、红河岸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哈尼人创造的稻作文化是哈尼神话由崇高转向优美的基础条件。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部，哈尼神话在流传中的变异性原则支配下，经过数十代传承者的修改润饰，必然打上了哀牢山的优美印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