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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布洛陀》与民间文化叙事的理论问题 《布洛陀》的解读给我们一个启示：民间叙事，尤其是口承叙事，是族群文化个性传承的重要途径。民间叙事的研究必须寻找遗存于民间的各种文本的叙事模式，发掘基于这种模式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方式，从而了解一个族群或地域的文化个性。此外，民间文化叙事的理论建构必须借助于具有原生状态的民间叙事文本。《布洛陀》因其产生和流传的族群文化和历史环境，特别是现存抄本的独特形式，而具有较高的原生特质，它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族群的叙事品格乃至族群个性，而这个族群的叙事品格和个性可以为我们认识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一个参照。此外，《布洛陀》的叙述内容和方式，涉及了民间文化叙事的诸多理论问题，如族群民间叙事对于族群个性与族群历史文化传承、强势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族群文化生存及认同、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的区别与融合，以及族群个性化写作的当代出路等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民间叙事，尤其是能够反映一个地域或族群的独特个性的“活”的民间叙事，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正逐步在人们的视野中退隐。对于许多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又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族群来说，这种退隐会来得更快更彻底。不同族群的语言仍会生存、发展，语言传承的稳固性也会为富于族群个性的民间叙事提供可能的介质。但对于这种叙事的较具历史长度的发展轨迹，我们将无从知晓。长久以来，对于那些缺乏文字的族群的口头叙事的搜集整理，给我们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个性提供了可能并留下了丰厚的财产。问题是这些搜集整理大多经过通约的强势语言的翻译转换。这种翻译转换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族群原生语言的记录无法准确传达无文字族群文本的意义，也难以实现超越族群界限的文化共享；而翻译转换则使一些原叙述语言中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被过滤，族群叙事文化在获得普遍共享机会的同时也丧失了其某些独特的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壮族文化个性的显示因有了《布洛陀》而幸运。 族群文化个性部分地通过文人的写作得以延续。但文人的写作最终还是运用强势语言，族群的民间叙事也因写作者的超越文人母语的交流而走向趋同。而且，在当今时代，能有明确族群个性意识的写作者已不多见，即使有，也不过停留在族群生活题材的选取上，远没有进入植根于族群的民间叙事，以及对与族群的历史文化、接受心理紧密相关的叙事方式的把握与运用。对本土民间叙事的集体遗忘已使得一些文人的族群个性写作成了无根的游移。因此，在文人的书面叙事中，叙事的趋同正从语言、写作、文化的广泛层面上消弭着族群的、地域的个性差异。文化趋同尽管是历史的必然，但将文化的趋同简单理解为文化的进步，即使不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也起码是对族群文化个性缺乏应有的尊重。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具有文化战略的意义。毕竟，文化个性的丧失必然会导致族群、地域乃至国家个性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布洛陀》的解读，就不仅仅是对一个文本的文化解读，而是在趋同化背景中寻求族群文化个性、重构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努力。 不管对其必要性的认识如何，保存族群文化的鲜明个性以实现文化生态的多样平衡，已不只是具有审美上的意义。族群文化个性的重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沉重的话题。但试图通过文人写作重建文化多样性显然已十分困难，而走向民间叙事使这种文化重建成为可能。《布洛陀》的解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个案。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