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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花儿”的研究专著不是很多，但研究论文却时常可以见到。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张君仁于2004年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一书。该书从一位较具代表性的“花儿”歌手入手，通过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传唱实践以及艺术成就，探讨了其与“花儿”之间多方面的渊源关系，最终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对“花儿”进行了带有一定理论深度的阐释。 但是，总体而言，自90年代以来，“花儿”研究的热度在逐渐减弱，而且似乎有越来越萧条的感觉。郗慧民教授对80年代以来的“花儿”研究做了如下总体评价：“‘花儿’的研究进行得相当深入，收获也十分显著，这在全国各种民歌的研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确确实实曾经大大红火了一个时期。但是，几年以后这种研究却好像有些‘塌火’了，它仿佛一下进入了低谷，再也走不出来了。”（郗慧民，2002：11） 二、“花儿”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 “花儿”研究取得了上述喜人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以求最终将这一状况改变。 “花儿”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大致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研究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花儿”的深入研究。目前，“花儿”研究人员主要有这样几个组成部分：最多的是西北地区部分高校教师以及专业研究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基层文化单位如群艺馆、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另外一部分是从事其他工作但对“花儿”情有独钟的业余爱好者。许多研究人员并不具备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在“花儿”的研究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就事论事、漏洞百出的毛病。 第二，研究理论与方法较为落后，成为当前“花儿”研究中另一个重大弊端。“花儿”是一种民歌，放大来说是一种民间文艺、民俗文化。因而，要研究“花儿”必须运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以及音乐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必须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运用规范的学科术语，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花儿”这一文化现象，最终将这一学问做深、做大，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花儿”歌词内容的简单分析，或者只对如曲令、衬词等“花儿”本体内容的简单研究方面。 “花儿”研究方法的落后还体现在缺乏多学科的综合运用等方面。时代发展到今天，许多学科都体现出边缘化的特点，“花儿”研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音乐学等多学科角度看待“花儿”。比如说，“花儿”的演唱者、演唱地域、演唱时间等文化事象有许多是涉及到伦理学内容的，因而要研究这些问题，如果具备一定的伦理学知识，从伦理学角度去研究，一定会给“花儿”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空气，必定会写出一些富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文章。但是，许多研究人员限于学术背景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目前还无法实现从多学科、多角度来研究“花儿”。 影视人类学是当前人类学研究中比较新颖而且效果比较显著的分支学科。它主要是运用影视手段来研究人类的文化现象，用特定的图像、画面来阐释人类的某些文化。因而，运用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影视作品本身，就是研究“花儿”一种最好的方法。然而，直到今天，运用该方法研究“花儿”的高质量、有影响的影视作品以及研究文章仍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花儿”研究中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第三，“花儿”研究内容以及视野的狭窄成了阻碍“花儿”研究向前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传统的“花儿”研究多限于“花儿”的本体，如只从音乐曲令角度，或者从“花儿”的起源、流布、艺术特色、歌词内容等方面研究得较充分，而以“花儿”为材料，来研究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民俗事象、民族心理、语言交融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相对少见。郗慧民教授曾指出：“（‘花儿’的研究内容）还包括以‘花儿’现象为材料，突破‘花儿’本身研究圈子而进入其他领域的其他研究。例如，关于‘花儿’本身之外的，‘花儿’流行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地理、地形研究，以及气象、气候研究，农业、物产研究等等……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郗慧民，2002：12） “花儿”研究内容以及视野的狭窄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人以为“花儿”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值得研究了，该说的话让别人已经说完了。其实不然，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突破目前的研究视野以及传统研究的圈子，扩展新的研究空间。 笔者认为，要改变“花儿”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不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改进。 首先，应该迅速提高部分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尤其是那些基层文化单位从事“花儿”研究的研究者的理论水平，拓宽他们的研究视野，规范他们的研究方法。各级政府应该对这些研究人员理论水平的提高做出一些努力，可以通过举办一些学习班对这些人员进行培训。这些研究人员自身也应该自觉地努力学习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从而能够对“花儿”进行科学、规范地搜集、研究工作。 其次，在“花儿”研究中应该逐步实现理论与方法的更新，迅速实现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花儿”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专业研究者，应该自觉采用多学科方法，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角度来综合研究“花儿”，以促进“花儿”研究的再度繁荣。 最后，要扩大研究视野、拓宽研究内容。关于这一点，郗慧民教授曾大声疾呼，并且提出了“花儿”研究中的“逆式理论”。什么是“逆式理论”呢？郗慧民先生说：“‘花儿’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感情十分强烈的山歌，这种特点的形成同环绕它的民族、历史、地貌、气候等密切相关，我们即可以从‘花儿’这种山歌的艺术特点入手和对‘花儿’流行地区的民族性格等进行研究一样。这种研究理论可称之为逆式研究理论，它为‘花儿’的广度研究开拓了一条十分宽阔的新路。”（郗慧民，2002：12） 那么，“花儿”研究的前途如何呢？郗慧民教授认为：“逆式研究理论虽为开拓‘花儿’研究打开了认识之门，但实践这种理论尚有条件，因此，‘花儿’研究要出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热闹红火的局面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随着这种理论的被宣传和被实践，某些较为深入、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郗慧民，2002：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