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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龙牌：汉族父系社会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种实践* 摘要：范庄龙牌会上，女性在主持龙牌祭祀，这是家户祭祀的延伸，而家户祭祀服从于男性中心原则。笔者认为，女性在宗教活动中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本质上仍然是被男性支配和组织的，扮演着服从者或崇拜者的角色，这实际上是父系社会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种实践。 关键词：龙牌，女性，宗教，父系 2003年3月2日上午，我们北师大中文系一行10人乘坐T515次火车从北京赶往石家庄。大约下午2点10分我们已经坐上了从石家庄到范县的公共汽车。车上司机打量我们，问：“是去龙牌会考察的吧？”我于是和他攀谈起来。他早在十几年前就知道龙牌会了，也是从坐车的乘客那里知道的，我猜大约是有学者来的时候向他打听过的缘故。下午4点30分，我们到达了范庄。关于范庄，我们实在不能说陌生。范庄的龙牌会由于从1991年起每年都有外来人去调查并着文、录象、摄影介绍、研究[1]（P11），在民俗学界早已是赫赫有名。对于龙牌会已经有许多文章对之加以描说和讨论，范庄龙牌会甚至在1997年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包括陶立藩的《民俗意识的回归——河北省赵县范庄村“龙牌会”仪式考察》、刘其印的《范庄二月二“龙牌会” ——龙崇拜的活化石》等文章。以后陆续还有王铭铭的《象征的秩序》、叶涛的《走进龙牌会》等。 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在2003年二月二龙牌会上，围绕龙牌的一系列公众性仪式，几乎都是女性在主持，其地位的突出和其他生活领域截然不同。当然这在往年也是如此。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教授邢莉女士从妇女研究的视角对“龙牌会”仪式有独到的见解，她讲到在“龙牌会”中妇女们的突出地位，在古代妇女虽不能在正史中出现，但在民俗活动中却成为主流[①]。此外还有《龙牌会的妇女习俗及其价值》一文描述了龙牌会上妇女活动及范庄妇女习俗，对民间信仰中妇女的心理世界也有探索。 以下我们来简单看看在龙牌会上与龙牌有关的仪式女性的表现，并与男性活动稍加比较。 早在二月初一晚上，会头家的妇女就开始准备各类供品，当然都是素食，准备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二月二当天早晨七点，会头家就挤满了人。请龙牌前，有许多花会来会头家表演，这时进来的花会成员都是女性，包括成人和儿童，此外许多老年妇女上香、焚黄纸、跪拜、唱经。 请龙牌的队伍为筒炮、令旗、民间花会、龙牌队伍。龙牌队伍在最后，当龙牌被十几个青壮年男子（并不一定与会头有亲属关系）从当年的会头罗小锁家里请出门以后，十几名妇女，包括会头的妻子及其儿媳妇等人，一直是倒退而行，面对龙牌，以示敬意，同时她们手端供品，有水果、纸元宝、清茶、鹿驮花状的卷子、饼干、香斗、装白蛾的盒子等等，会头家的妇女手扶庙前的横杠，每当队伍停下“落轿”声起，她们便都立刻双手合十，跪下磕头再起身，以示虔诚。如此直至龙牌送进龙牌殿。 请龙牌仪式隆重热闹，队伍浩浩荡荡，再加上民间花会的表演，要用近两个小时，按照预定的时间，11点钟龙牌正式请入龙棚。龙牌送进龙牌殿以后，仪式继续由两名妇女——史新彩与米秋改主持，包括重新安置龙牌，挂红，摆放供品，跪拜，上香，烧纸，等祭祀行为，而罗小锁的妻子始终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万分虔诚。当史新彩与米秋改忙于看香或者其他事务时，仍有妇女来接替她们在龙牌前接受捐款，上香，当她们拿到捐款人的钱时，先是把钱冲龙牌晃一晃，然后才放进功德箱里。 唱经也作为一种祭祀、行好的行为而由妇女承担，经文包括“请龙牌佛” 、“十柱真香佛” 、“老母佛”等。唱经在龙牌会期间，作为仪式过程的一部分其本身与信仰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只不过是在宗教仪式这种比较庄严神圣的场合下的一种歌唱形式，除了显示出的神圣性之外，它同样具有娱乐身心、净化心灵、减轻疲劳的功能[1]（P21）。但是唱经者绝大多为妇女，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而且范庄香会在应邀外出赶庙会的时候，参加者无一例外都是妇女。 在龙牌会期间则由会头们轮流值班保证龙牌的香火不断，但事实上都是妇女在照料龙牌。在龙牌会期间上香、上供、唱经、照管龙棚等活动都由妇女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此外，龙牌会设有解决民间花会吃饭的“十好斋”，中午开饭钱都有祭灶仪式。今年的大伙房初一和初二两天仅供给应邀前来龙牌会的外村香会吃饭。祭灶和开光仪式我没有亲见，但据后来对大师傅的调查，和《走进龙牌会》一文中所描述的大致相同，在此略述一二：祭灶前任何人不许动饭菜，从早6点开始准备，先由一男子吟诵经文，再由一妇女跪拜、上香、烧纸，此为祭祀灶王爷；然后祭灶仪式在锅灶前重复一遍，并由该妇女到盛菜的锅里用勺子搅拌两下，此为给锅灶开光。据说11点还要给馒头开光，大体过程也是跪拜、唱经、上香，否则不许开饭。但无论祭灶还是开光，主持人都是妇女，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2](P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