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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梁漱溟,1993 :428) 但是,80 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梁漱溟的兴趣的恢复,以及我们由此想起的他当年的固执与一意孤行,却不容我们对这场运动和梁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弃如敝屣。“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更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上述那篇回忆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诚然,与乡村建设截然对立的革命路线获得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无法得到的成功,也使他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哪怕在中国革命成功了30 年后,在梁漱溟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之后,他仍然坚持说自己的所见并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梁先生当年所看到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从而使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仍然是有意义的。 要理解他的方案的意义,首先要理解他所看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梁先生自己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的破坏所导致的文化失调。之所以强调这两点,是基于梁先生的一个判断: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而之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基于他对西方社会基本特点的理解:个人本位、阶级分立。但在经过对西方的文化和社会的进一步了解之后,今天的人们大多难以接受这样的判断。既然无法同意梁先生对西方的判断,我们还能同意他对中国的看法吗? 就连梁先生自己也承认,从阶级入手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更高明,至少也是更对症下药。既然能够用阶级观念解决当时的问题,为什么还说中国不存在阶级问题?用“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来总结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恐怕也是今天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也未必是70 、80 年代的梁漱溟自己能够同意的。那么,他为什么仍然说自己的所见没有错呢? 梁先生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主要否定了自己忽视中国的阶级状况的问题,认为这是他输了的地方。但是对于伦理本位却仍然坚持。他强调, “人生向上,伦理情谊”是自己对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一贯概括,也是他对“人类前途的理想所寄”。因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若问将在世界最近未来所复兴的中国文化,具体言之是什么? 扼要言之,那便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时,宗教衰微而代之以自觉自律的道德,国家法律消亡而代之以社会礼让习俗。” 奢言未来大同社会的礼让习俗,恐非我辈此时所当为。梁先生的这层信心,应当也不只是靠着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所支撑的。当30 年代梁先生推行村学乡学的时候,他所针对更多的,乃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大同世界的共同未来。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梁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细读《乡村建设理论》,我们会看到,梁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既然国家权力建立不起,难道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建立国家权力吗? 如果这样看,那梁也应该认为建立一个新国家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梁却认为,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屡屡失败,要救国就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自身出发,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构造,即一套新礼俗。 这个现在看来似乎荒唐的结论,或许正是梁漱溟自以为看得更深的地方。虽然很多人都看到中国国家政权屡屡失败,梁认为,这只能证明靠政治的路是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问题的,因为当时问题的核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失调、社会崩溃。国家权力只是解决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途径。既然这个办法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想别的、更适合于中国的办法。而在革命者看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的最要害问题之一。此前之所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是因为建立国家权力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而不是因为国家权力不应该建立。 正因为梁认为中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即使在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所看到的那个根本问题也还没有解决。那个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不得复兴。诚然,梁先生在很多地方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不过,梁先生并不是无道理地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倘若全盘西化真的能改变中国的状况,他并不是不同意的。但是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好,反而造成了一个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在此刻的中国社会,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来回矛盾中,有时讲这个道理,有时讲那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大家彼此之间,顶容易互相怪责。” 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谈这个问题:“一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子弟与家庭的冲突。原来伦理本位的组织,尚未崩溃干净,财产仍属于家庭,子弟仍需受家庭保护。而子弟之在家庭,一方面根据新道理,不让家庭干涉他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又根据旧道理,要求家庭供给;这种理与事的矛盾,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再如一般官僚,辄自谓为公仆,话讲的很好听,事实上不然。以多数的老百姓那样子穷苦,如果让南京的院长、部长、主席,站在乡下人中间,说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间,未免有些不像;实实在在的说,仍然他是老爷。所以与其在理论上说他是公仆,倒不如从前的伦理社会称为父母官者尚比较切近。这都是理与事的冲突”(梁漱溟,1990 :207) 。 他把这些问题总结为:“为父者不知应如何为父,为子者不知应如何为子,为婆为媳者,不知应如何为婆为媳,在学校里先生也不好当,学生也不好当(学校常闹风潮即以此) ;因而家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梁漱溟,1990 :208) 。这样的伦理混乱才是梁所看到的真问题。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政治革命虽然解决了中国的一些问题,这种无所措手足的局面在今天也未曾解决,甚至还进一步严重了。不管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打破而造成的,还是因为中国还不够现代导致的,都是半个世纪前和现在都共同存在的问题。 具体事实如此,这是无法否认的;但如何在理论上概括这些问题,从而提出解决方案,却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梁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一般性的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也不认为这是现代国家都有可能经历的阶段,而是认为这是文化接触过程中造成的社会混乱。比如,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本来是散漫而缺少团体精神的,而强调个体为本的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适与要求团结的趋向相反”(梁漱溟,1990 :206)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