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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傈僳族的跨境分析 1.迁徙历史与凝聚力的形成。明代以前，傈僳族先民居住于丽江地区。到了明代，当地的木氏土司与吐蕃的战争波及傈僳族，迫使该民族整体迁徙到澜沧江流域。清代，傈僳族备受欺压，不得不向西迁徙到怒江流域。深受战争牵连和民族压迫的傈僳族，在几次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共同体，并塑造了一个民族英雄——括木必帕，用来维系我国怒江、缅甸、泰国的傈僳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此同时，维系傈僳族凝聚力的，还有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宗教。在经济生活上，由于缺少与外界的接触，直到明代，傈僳人都不得不沿袭传统的游猎采集生产方式。清代以后，傈僳人出现“生熟”分化：生傈僳老于深山，熟傈僳已发展出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民国时期，商品交换的发展加强了怒江傈僳族与中缅未定界地区傈僳族的联系。到缅甸以后，傈僳族显示出很强的经济适应能力，这与民族内部的团结互助密不可分。对经济资源的寻找导致了傈僳族的长期迁徙流动，但客观上傈僳族内部的凝聚力与交流互动有所加强。在社会组织与宗教上，傈僳族的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建立在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与氏族组织相对应的，是原始宗教信仰，傈僳族的世俗生活与原始宗教几乎融为一体，原始宗教中的禁忌、祭祀仪式以及社会伦理规范逐渐形成傈僳人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进而培养了共同的认同心理。 2.中缅傈僳族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英建立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政府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一批傈僳族精英超越地方局限，站在整个傈僳族的层面上，极力推动着中缅傈僳族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在我国怒江地区的傈僳族与缅甸的傈僳族之间形成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二是平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平民层面，中缅傈僳族形成了稳定的经济共同体。缅甸傈僳族地处自然资源极为丰腴之地，他们借助族缘、亲缘、地缘关系，把经济圈扩大到我国，将中缅两国的傈僳族紧密地联系起来。如缅甸曼德勒省的抹谷镇兴起了红蓝宝石业，当地为数众多的傈僳族以此为生，玉石大部分通过我国的傈僳族销往内地;一些生活在缅甸密支那的傈僳族通过其在我国云南福贡县的亲戚关系，常年往返福贡县与密支那之间，进行漆油、大铝锅、玉石等商品的交易活动。 3.泰国傈僳族的跨境问题。在泰国，傈僳族受当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一是居住在山地的傈僳族和居住在平原的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都不相同，彼此之间有着不好的刻板印象。二是生计战略上，为了弥补稻米种植不足带来的缺陷，一些傈僳族村落开展了鸦片种植，使得泰国北部傈僳族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是在泰国北部的傈僳族中间出现了对迁移与国境的新认识，并开始对其跨越国境的同胞进行辨别。 【本文是北京市社科基金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跨界民族与周边关系”（项目号：15KDA007）成果，项目主持人：吴楚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