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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乡愁与文明· 公元761年的早春，寓居蜀地的流浪诗人杜甫在他的草堂中收到了一封来信，信是王维的密友裴迪所寄，文人之间鱼雁往来，自然免不得附赠一两篇诗文。杜甫将裴诗细读了一通，心有戚戚，想到山河凋敝（彼时正值“安史之乱”），故土难回，亲友难能相聚，不禁百感交集。 在异乡料峭的春风里，老杜为裴迪回信并和诗一首，这首诗在他平生所作的无数诗篇中堪称独特：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大约裴迪在诗信中感叹未能亲手折下一枝眼前的早梅寄给杜甫，杜甫于是回信安慰他：您没给我寄就对了，咱千万别学南北朝人陆凯范晔那一套，您若真寄给我一枝梅，我看着它就得更想家，就得更伤神，让我这糟老头如何承受得了！ 据《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在古代，文士互相遥寄花花草草是一贯的高雅情调和优良传统，有时候一枝花草寄去，寄回来的就是一份无价珍宝。比如宋代，别人寄给苏轼一些野果，苏轼随手就写出大名鼎鼎的《覆盆子帖》；有人给蔡襄寄去几枝山花，蔡襄挥毫便写出美轮美奂的《林檎帖》。裴迪后悔没有为杜甫寄梅，可杜甫无心咏梅的诗篇已被后人推为“咏梅第一”。 杜诗之高超处乃在于不为梅而写梅，所写乃真情实感的尽性流露，他写梅花，其实是想念他的家。或许梅花的清寒比其它花木更容易让人触景生情，对于古代文人而言，见花的想念家，想家的欲见花。前者如老杜，后者如王维：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同样是因了梅花，同样是那份乡愁。所不同者，王维是安静的思念，杜甫的心内已是“乱乡愁”。古代文人对故乡的那份情怀，总要经由人间草木而生发，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大约花草树木有土乃生，而人们也由某一方乡土走出去，不论走到何处永远是故土难离，纵然离开，还要有一草一木作为情感的依靠和寄托。所以，晋代的大司马桓温面对昔日所植柳树已成合围，不禁潸然泪下，发出“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千古感叹。然而桓温所面对的，毕竟是与自己紧密相关的“草木”（比如亲手所植），而杜甫面对的是几乎与其无涉的“草木”（异乡江畔的或者意想中的梅花），二人感伤的情绪却无二致，这大抵表明，在催发桓温落泪的柳和撩乱杜甫乡愁的梅之外，有一种更重要的元素起了作用。也就是说，能让人心生发喜怒哀乐者，终在心内，不必向外物求。 进一步讲，乡愁，至少对于古人来说，并不仅仅出于思念家乡的情感需要，本质上乃在于作为个体的人，面对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时间、有形的故土和无际的空间这两对矛盾因素之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恐惧、忧虑和焦灼。 从古至今，“乡愁”都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有关故乡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古代交通通讯远不如现代发达，所以背井离乡的结果往往是一去不复返。但今天，我们的“乡愁”并未因科技和社会的进步而减退和消失，甚至有时会更浓烈，这恰好证明上面所说的那对矛盾不但不曾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更加被强化了。至于被强化的原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到，传统的“礼俗社会”中人和人所熟悉的相处办法在现代社会失效，在社会转型中，“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这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从文化学角度也可以说明这种陌生感和不确定性的增强——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人们礼俗习惯的缺失和混乱，由此造成心灵饥渴；一方面，人们游走于时空间的速度提升和扩大，导致内向空间急速缩小，或如西方学者麦克卢汉所谓的“内爆”，人们的自由度不是增大了，而是变得逼仄。当这些不可控性越来越多，古典的“乡愁”终于再度回归。 古诗里无数的乡愁，并不仅为思乡而生。古人离乡，为的是谋求一官半职，走上仕途的光明大道，到头来才能够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倒也未必是为了炫耀，最起码，人生没有白走一遭。走出去，还是为更好地走回来。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如此的幸运，“独在异乡为异客”，就免不得“享受”异乡人的待遇。这一点还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说得最清楚：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襟。（《和晋陵路丞早春游望》） 云霞、梅柳、黄鸟、绿萍，在异乡的“宦游人”眼底，都足够引发其内心的波澜，在成功与挫折的内外，“归思”须臾不曾离开。这才是桓温落泪、杜甫伤怀、王维问梅的缘由所在。成功的人思乡容易理解，失败的人思乡也情有可原，只不过，真正成功了的，并不真愿锦衣夜行，更不愿解甲归田，从此故乡终老；而还在失败中的，也不甘心就此作罢，灰头土脸回去，那才真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责任编辑：admin) |